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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黎萨），——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

后来鲁迅还谈到密茨凯维奇，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一）》中说：他“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在《“题未定”草（三）》中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

还谈到裴多菲。他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二）》中说，他收到白莽的译稿《彼得斐行状》的时候，“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并说他“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

《摩罗诗力说》一文在介绍这些外国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的同时，还正面阐发了鲁迅自己对文学的一些见解。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论语·为政》中又说：“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儒家的这些思想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准则，例如《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鲁迅的这篇对此说表示了异议。他说：“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接着，鲁迅根据中国文学史上的事实，概括地指出这种“思无邪”的理论给创作造成的巨大损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祝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因此，结果就是，“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在这篇论文里，鲁迅提出了一个“文章（文学）不用之用”的思想。当时不是有人认为文学没有什么用处吗？鲁迅回答了这个意见：是的，说到文学，“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可是人的活动和需求是多方面的：“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矣。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他的结论就是：“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正是因为认识到文学在影响人的精神方面的作用，他才决心以文学为毕生的事业。

文章的结尾部分联系到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不与外国交往，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这种闭关政策的得失，文章说：

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采，近虽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则以孤立自是，不遇校仇，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以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3）

文章表示了对于当时一些维新志士的不满：

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特十馀年来，介绍无已，而究其所携将以来归者；乃又舍治饼饵守囹圄之术而外，无他有也。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

鲁迅深刻地看到了：要维新就得有人来介绍新文化。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只是到外国去学回一些食品加工、监狱管理等等办法，那么你就等待着第二次的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