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部分(第2/4 页)

体上讲，因为公选开展的时间还较为短暂，就决定了公选在制度建设上的匮乏、在考试设计上的不符人意、在技术手段上的短缺、在绩效评估上的有欠精确、在社会积极效应发挥上的欠缺广泛。作为现代选用国家公务人员的考试，公选还有必要大胆借鉴现代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的优点，有必要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考试的长处。对于前者具有的考试客观性、有效性，对于后者具有的考查政治忠诚性、伦理诚实性加以有效综合，克制制度的短缺，强化考试的效用，从而真正选拔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干部人才。

开放权力与人才问题

古人云：“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道，首在择人。”公选恰恰切中的是治国之道和为政之道的根本道理。但是，举贤与择人在古典社会里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国古典社会是一个对于权力合法来源不加追问的社会，它没有“政道*”，而只有“治道*”，即只有社会政治事务实际治理层面的*倾向，这就限制了举贤与择人具有的合理性程度。从本质上说，政道不*的状态下，选拔出来的人才服务于专断地拥有国家权力的君王，人才内在的臣仆属性决定了人才发挥其才能的空间逼仄的特点。于是，中国古典社会的科举制度，本来可以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但是却走向了“科举害人”的可悲境地。就此而言，政道*，即解决权力正当来源问题的政道安排，才足以为治道意义上的选拔人才提供基本制度前提和合理性保证。

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建基于政道*的基础上。它以人*权原则代替了皇权专制主义。因此，权力的公共性为权力的公共使用提供了根本条件。我们今天审视的“公选”也才具有了它表现其基本性质的社会政治前提。所谓“公选”，首先是公共的，然后是选拔的。公共的，就意味着这种选拔机制不是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服务的，它是为社会公众需求展开的人才选拔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现行的公选还必须推进到“人民选举”的地步，才能真正保证公选的公共性。尤其是政务官的选举，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即使按现行公选将选拔官员限定在事务官范围，程序上讲，需要选拔什么样的领导干部必须公示，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拔领导干部必须公告，考试的过程也必须公开，参与应考的条件必须明确，考试的结果必须公布，考试必须秉持的原则是公平，选拔的人才必须具有公信力。如果公选未能达到这些公共性要求，它就不能被称之为“公”选了，而会异化为内部的分肥操练。但同时，公选又是经由选拔展现其特质的社会行动。选拔是有竞争性的、有淘汰性的，选拔必然就此产生技术性的需求。因此，公选必须在考试的制度安排上、在考试的严格性上、在考试的准确性上、在考试的有效性上下工夫。没有考试的技术保证，就没有考试的可靠性可言，也就没有考试的实质意义。“公选”有机地合成了公共与选拔的两重含义。在这个角度我们特别强调，真正的公选只能是现代政治的产物。

中国的公选，不仅具有现代化的背景写照，还有执政党转型的推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出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经验天地，步入现代化的理性统治与治理的格局。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领导干部选拔的公共化、公开化、制度化，已经成为检验执政党形态转变的重要指标。这其实就是一个原来较为封闭化的权力体系向较为开放的权力体系的转变，也就是一个执政党与社会各界分享权力的转变。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权力的独大诉求与一个权力的共同执掌的差异问题。公选的进行，说明了执政党对于权力分享理念的接受和实践。这是一个向成熟的现代政治组织积极的转变，它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之光。况且，现代化是一个急需人才、尤其是急需高级领导干部人才的社会变迁过程。开放权力，其实也就是解决人才匮乏之道。因为，一个需要人才的社会，就会促使人才的诞生、促使人才的成长、促使人才为社会公共事业服务。在这样的氛围中，公选的选拔人才，尤其是对领导干部人才的选拔，就不会有参与者缺乏之感，人才辈出就会成为一个令人欣慰的现实。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　想看书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陈　玉　刚

软实力（soft　power）已越来越成为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用此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