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4 页)

没有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国家的行动往往是无效的，无法命中目标。

治国理政者要能在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前很好地把握社会现实，除了需要良好的组织力量和技术手段之外，还要有一个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制度条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政治本身。政治的极端化，往往会导致政治无视经济与社会的实际要求，从极端化意志出发，进行极端化的决策，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灾难。

治国理政者对经济与社会把握的失误所带来的风险，相对来说，要低于对政治建设把握失误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因为政治建设与发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有时候是致命性的。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一旦失败，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一旦导致经济与社会动荡，轻则使国家治理失效，进而大幅销蚀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停滞或倒退；重则可能导致国家解体，进而摧毁现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苏联解体的教训足以让所有人认识到政治发展失败所带来的冲击是多么的巨大。尽管20世纪前苏联所进行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然而，改革最终失败，导致国家解体。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就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失败有直接的关系，而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分寸。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了这一点：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权相关系。有时候是在进行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正如一个国家的危机和治理失败都必然与政治建设和发展出现问题有关一样，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也都必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能够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就明确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伟大成就的基础是由爱德华三世以来的一系列明智的统治者所奠定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兹对这段时期的历史考察证明了这个判断。他对繁荣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进行考察后就指出，当时英国政治与社会所营造的社会妥协直接呼应于当时的英国经济奇迹，并相互促进，从而创造出繁荣的国家。他这样总结说：　从1842年国会宪章请愿运动中的革命性暴动到1910年工团主义者*实践之间，安静的工人阶级没有给统治阶级带来什么威胁和恐吓。中产阶级甚至也停止了对贵族的攻击和谩骂。如果*听到英国的中产阶级颂扬贵族为英国的当然统治者，或者看到英国工人仿效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那么他会皱眉扫兴的。事实上，的确有一种妥协，一种阶级间的妥协产生。虽然不是完全没有紧张、敌视，但大家对社会基础的基本价值，却有相当一致的默契。这的确是一个社会的奇迹，正如维多利亚的丰饶羊角是一个经济奇迹。

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3）

政治对美国的兴起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易斯就完全赞同托克维尔当年的观点，即美国的联邦体制设计有效推动了美国的成长与繁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中指出：

如果说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最有赖于居民的精神和风气，那么联邦制度会把这项任务的困难减少到最低程度。美国各州的共和制度，没有出现大多数人群集体常见的弊端。从领土的面积来说，联邦是一个大共和国；但从它管理事务之少来说，它又无异于一个小共和国。它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但为数不多。由于联邦的主权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所以这个主权的形式对自由没有危险，更不会引起对大共和国有致命危险的那种争权夺名的邪念。由于谁也不必向往一个共同中心，所以没有巨大的城市，没有巨富和赤贫，没有突然爆发的革命。

实际上，不仅在原发内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成功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在考察了东亚发展奇迹后，都不约而同地形成这样共同的判断：东亚各国独特的政治形态对东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加坡的发展奇迹就为这种判断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在新加坡的治国理政者看来，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好的政府”，而“好的政府”的标准是：“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培养孩子，使他们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