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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留一个裤头在房子来回跑着。我爸看这个老头年龄也大了，要是把冻坏，到时候不好跟家人交待。也就没让他脱衣服，就让他蹲在墙角边。

等爸把这些赌徒关好了。锁上大门又留两个干警在门外看着。这才回办公室，刚想裹上黄大衣睡一会儿。这时电话又响了。我爸愤愤地拿起电话机一听，电话机里是所长的声音，他让我爸马上给袁镇长的老丈夫放了。

要说这位袁镇长在我们镇上可是一点好事都干过。镇里老百姓一提到袁镇长这个都恨之入骨。由于袁镇长长得身大腰圆，又是个大光头。一眼看去就象那位袁世凯，袁大总统。所以镇里的老百姓便取了个外号袁大头，或者背地里叫他袁大总统。这位袁大头一调到这个镇上当镇便不知从那弄来些果树苗，强行让全镇人都栽他的果树苗。结果果树苗栽下去几年一个果子也没见到。镇里的老百姓买树苗的钱到是一分也没少要。最后，镇里的老百姓气氛地把那不长果子树苗拔了。

可是，栽果树‘运动’刚过。这位袁大头又强行摊派全镇人养蚂蚁。说蚂蚁这几可值大钱了。养蚂蚁吧，还要养他提供种苗。不养不行，钱直接从救济款里扣去。等镇里的人把蚂蚁养大了。袁大头又说：‘来推销蚂蚁种苗，拿着苗款逃跑了。’

这只是袁大头一个说，谁也没看到那位卖蚂蚁种苗的人。

最来，袁大头老丈夫又强行雨占镇东门一块良田，办了这个砖瓦厂。

所以，我爸一听袁镇长这三个字，气就不打一处来。便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就是天黄老子我也不放人。’说完把电话一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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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回到派出所那破沙发裹好黄大衣刚想睡。又有人打来电话，我爸爬起来一把抓起电话一听。电话里是袁镇长讲话，口声更重，袁镇长在电话里骂道：‘你小子犯什么浑。快把老头子放了。不然明天你就别干了。’

我爸一听不让干了，就更火了在电话同样大叫道：‘不干，不就干。死我也不会放人的。’这时我爸还听到袁镇头在电话那头骂道什么？气得我爸一把扯掉电话线。回那个破沙发睡了，这一觉一直睡到天亮。我爸还没起来，派出所的办公室门就被打开了。我爸抬眼一看，所长气乎乎走了进来。一进来就指着我爸鼻大叫：‘你小子昨晚是不是喝高了。还不起来去袁镇长，给袁镇长道歉！’

‘让我给他道歉并什么？’我爸从破沙发爬起叫道。

‘你小子还问并什么？你到底想不想干了？！’所长对着我爸大叫。

我爸把他那一身警脱了一下来往桌上一扔道：‘不干就不干，吓唬谁呢！’

我爸从那以后便回到家里继续种他的地。可是光是靠那几亩也不够家里开支的。于是，我爸在第二年便开始种棉花了。种棉花虽然辛苦点，但是到了年底一算比他在所里干还要多赚一点。”

钱书腾听到这里打断了孙淑娟的话感慨道：“没想到你老爸还挺有骨气的。情愿回家种棉花也不愿意在衙门里当官。种棉花我听是很辛苦的，还要打棉药。”

孙淑娟又喝一口可乐接着谈道：“有时光打药也不能杀死那些棉龄虫。还要人一棵棵去捉才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棉龄虫长成成虫时，也是我们放暑假的时间。那时候天天一大早我爸就把我们从床上叫醒，跟他一起去棉花地里捉棉龄虫。那时候我也只有七八岁，我家还有一位我爸收养的干女儿，她比我少一岁多。我们三个人一起拎着小铁筒去棉花地捉棉龄虫。我妈就在家边带着比我小三岁的弟弟，边给我们准备早饭。我们到棉花地，太阳还没有出来，这时棉龄都爬出来，爬到棉桃上。我们便用小摄子把它们一个个都摄下来，放在小铁筒里。等太阳出老高时，我们这才回家。回到家里我妈也把饭都做好，我们洗过手便跑到桌边吃饭。我妈就把我们小铁筒里的棉龄虫一个个倒出来喂鸡。”

钱书腾又问道：“这样说你还有一干妹妹？”

“那是在六岁的时候，我爸从派出所里领回来的。我爸说这孩子她父母离婚了。她妈跟别的男人跑了。她爸说去南方打工，求我爸帮她扶养一下，说日后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我爸的恩。”孙淑娟说到这里，钱书腾又一次打断了孙淑娟的话。

钱书腾问道：“那这个干妹妹她的父亲后来回来报恩了吗？”

孙淑娟点头道：“就在我那个干妹妹，长到有十一二岁时。她的亲爸突然从南方打工回来了。这次他挺象个大老板。开着小车穿着西装革履得，还给她找一个后妈。这个妈也生一个小女孩子，才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