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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死就不会死，这句在后世鼎鼎大名的话，拿来说蔡确非常的恰当。

没过多久，蔡确也被贬出汴梁城，他先是就任陈州知州。不久，又改任安州知州。陡然从相位跌到地方官，蔡确一向心高气傲、权力**非常重，他这个时候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苦闷当中，他在游览安州车盖亭的时候，秀美的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

真是绝句啊！

惯例，每年，安州有静江厢军，其中一部分应该戍守汉阳，蔡确坚决不调遣。表面上知州的官职大于知军，可是，两人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蔡确这么做无疑是大大的坏了规矩。

积怨之下，吴处厚便用这十首绝句将蔡确告倒了。

所以，这件事说起来，蔡确被贬岭南虽然是个必然的结局。可吴处厚做得并没有错，唯一错的地方，就是他再一次利用一个文官的诗文来整治自己的政敌。

乌台诗案的影响还未散去，吴处厚这么做无疑是要引发又一次的文字狱。

这之后，蔡确被贬到了岭南，死在了贬所。吴处厚也达到了他报复蔡确的目的，而且，还被提升为卫州知州。可是，他帮了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么大的一个忙。那两位宰辅为什么没有将他提拔到中枢中去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三旨宰相王珪这个宰相当得实在是太丢人，让之后就任这个位置的人都羞于提起他，所以，他们也自然鄙夷那些投靠王珪的大臣。

第二、用诗文攻击文官，这可是文官的大忌。

就像蔡道当初在宋神宗面前说得那样‘我大宋，以文立国，各朝皇帝都是优待文人。如果单从其作品当中断章取义，就说其人谋反，开此先例，长此以往下去，还有谁敢继续写诗作词。

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并不在那几首诗词当中，而是在于，苏轼对新法有怨言，有疑问，都应该向王安石，向皇帝上弹章直接议论这件事，而不是像他那样，私下里在书信、诗词中抱怨这些问题，说得重一些，他这么做，根本就是在暗地里交结党羽。

因此，吴处厚这样的做法又一次开启了文字狱这个潘多拉魔盒。朝内位的那些士大夫们从此都害怕并厌恶他，文彦博和吕公著也都是文臣，自然就不会提拔这个小人了。

不久之后，吴处厚也在郁闷当中黯然去世了。

其实，吴处厚当初弹劾蔡确的时候，完全可以用蔡确私自扣留戍守汉阳的静江厢军这件事情弹劾他。弹章中就是告发蔡确私自扣留军卒，阴图不轨，这些罪证也是蔡确他自己作死，做出来的行为，别人也无话可说。何况，文彦博和吕公著也一直在找借口把他贬到岭南去。

可惜，吴处厚偏偏就触动了这个文官之间的禁忌。

章惇就比蔡确和蔡卞要幸运的多。他在元祐元年，同蔡确一起被贬出京城，这个时候，刚刚赶上他的父亲过世。即便文彦博和吕公著再怎么憎恨他，也不能阻止人伦大孝。况且，父亲不同于岳父，蔡卞就是赖在王安石的坟前，也顶多只能守孝一年，而章惇却因此躲过了保守派的倾轧，整整三年的时间。

后来，章惇虽然也被贬到了岭南，但这个时候，已经是吕大防、范纯仁和苏颂秉政了，这三位大臣相对于吕公著和文彦博，对于变法派的大臣还算是比较宽仁的。

而且，章惇这个人一向胆大，本身就是八闽人，又曾经就让于荆湖南路，对于南方的天气相当的习惯。所以，他对于岭南的天气要比蔡确适应的多。

这也就是蔡确死在了贬所，而章惇、曾布和蔡氏兄弟却能够在岭南存活下来的根本原因。当然，章惇和蔡京到岭南，蔡卞到海南琼州就任，也都是托了蔡道的福，他们才在路途上以及任上少受了很多的罪。最起码，他们就任的时候，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跋山涉水的去岭南，而是可以乘坐蔡道的海船直接从海路到达任所。

这一切，蔡卞倒是觉得理所应当，可章惇和蔡京却非常感激这位晚辈。

曾布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虽然蔡道和曾巩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情同父子，可是，蔡道却非常厌恶曾布这个人。

所以，赵煦真正掌权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贬斥朝中这些保守派的大臣，而是在第一时间下旨意，先将这几位被贬到岭南的变法派重臣全都传诏了回来。

诏书中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人具体的官职，可是，知情的人心中都明白，小皇帝这是打算秋后算账、拨正反乱了。

一时之间，汴梁城中得知这一消息的人立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