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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两地分居导致感情淡漠；家庭暴力和婚内**等等。上述种种原因都可以使人对婚姻产生不满和厌倦的情绪，进而产生放弃婚姻和家庭的想法。社会要和谐发展，就必须解决离婚率不断上升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还在于引导人们如何正确地看待婚姻，共同提高婚姻质量。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到如今，离婚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同时它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离婚将对孩子有着怎样的影响”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而追求个人价值与为了孩子保全家庭之间的矛盾亦是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我个人认为，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应放在第一位，这个责任包括让子女健康正常地成长的责任。

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从社会上获得的有可能是同情，也可能是歧视，孩子由此承受的压力和打击可想而知。如果他们能把苦难变成财富当然是最好不过，可问题是我们根本无法预知结果，其中的部分孩子会因经受不住打击而颓废，而沉沦。众所周知，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影响与青少年犯罪虽不属于因果关系，但也是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当然，离婚事件最终会成为孩子成熟或沉沦的哪一种动力，还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负责任的父母、关爱的朋友或个人坚强的意志都能够帮他走出困境。

孩子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婚姻、家庭和子女时，一味强调个人价值是不负责任的。在婚姻和家庭中，夫妻双方和孩子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应承担起社会赋予的角色期待，也就是说应担负起他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认为，对于家有幼子的徘徊在离婚边缘的人们，最好的方法是“冷处理”，等到孩子成年之后再做离婚商议。这种做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婚姻破裂之处还有机会修补。当然，针对个案还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简单武断的分析下结论。

我国离婚率呈U字型分布，即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离婚率都比较高，而中等文化水平人口的离婚率则比较低。此外离婚率在城乡间也分布不均匀，城镇妇女的离婚概率比农村妇女高出58％左右。我国建国后出现的离婚率变化，城市的增长一般高于乡村，如，1979年至19*年的十年里，上海和北京离婚率分别提高了5。2倍和3。9倍，而同期全国离婚率只上升了2。1倍。另据对离婚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城市化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家庭规模小且总负担系数（比如经济、老人等社会责任）较低的省份，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离婚率普遍较高。这些研究大概能对我们理解北京这样的经济比较发达，高文化人口密集，家庭小型化的大城市离婚率攀高的现象有所帮助。

初婚年龄也出现逐步向后推迟的趋向，晚婚的比重逐年加大，而且，女性较之男性的晚婚比例更高一些。虽然人口比例里男性多于女性，但是现在的婚姻市场存在着很大的供需矛盾，即两极化现象，低端男性人群与高端女性人群成为了结婚的困难户。女性和男性之间寻找配偶是阶梯型的，男性可以找比自己矮一个台阶的，而女性往往要找比自己高出一个台阶的人。随着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何地位不断增加，这个矛盾也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矛盾，目前并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婚姻观念。比如对配偶的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等条件的要求不要过于严格，比如社会和政府出面建立安全有序的婚姻中介市场等等。

婚外情可以说是一种新型“毒品”，在离婚的因素中有重要的作用。婚外情对每个家庭都是致命的打击。尽管数据证明了婚外恋对婚姻的杀伤力，但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张教授则指出婚外恋只是一种具体的形式，实际困扰婚姻的最大问题是心理需求的变化：“随着中国城市居民的快速富裕，人们对生活、感情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婚姻形式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发生变化，婚姻的最高境界不仅是追求‘白头到老’，更是享受优质生活。同时，由于社会的变化，许多人的内心感到不安全、觉得永远不满足，内心被慢慢扭曲。人们开始产生了困惑和迷失，婚姻的震荡就此产生。”同时，有迹象表明，如今主动“休夫”的女性越来越多。在一些大中城市，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占离婚总人数的七成以上。

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地现代化而变得日渐富裕。而中国不断上升的离婚率，正是存在于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从2003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