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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赵国，田儋略定齐国，周市略定中原魏国，葛婴、项梁等很多人略定楚国，韩广略定燕国，他们短时间内的成功，都是出于武臣略定赵国这个大致模式。

我们认为，秦末人民运动的主体，从主要各级领导者，要相应和发挥关键作用者，以及士卒层面的追随者，都主要是城邑范围内的民众，它是一场城邑平民的武装复国与反抗秦皇权专制的运动。

那时候的社会形式跟后来的专制社会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先秦时代，商业发达，城邑的人口和城邑可征兵的数量在先秦是很庞大的，临淄一城足以征发二十万士卒。而在春秋时代，打仗的更全是国人（城邑平民）。秦汉之际的当时中国四五百个城邑（按县城数量算），总量足以征发出八十万以上的士卒，足够满足秦汉之际的义军总量五六十万。而且，义军人数的增长都是呈现几千几千的递增特点，三四千是最常见的，这也正是城邑征兵的特点。

也就是说，陈余说服那些豪杰，得到的数万人，作为拿下赵国的首发力量，未必这数万人是农民，完全也可以由很多城邑平民构成。而随后，攻克列城或者列城投降，从而又收得的兵卒，也未必是来自农民，也完全可能很多是城邑平民征发出来的守城士兵。

即便这数万人中有农民，也并不能改变这场运动的性质，它仍然不是以农民反抗地主剥削作为主要性质的，因为这些“农民”是在豪杰、地主带领下起事，而不是这些农民起义来进攻这些豪杰、地主及其背后的官吏。

最后说一下赵国的各郡县大吏，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地区的郡县大吏。

他们一般是四个结局：一是主动起义，像鄱阳县令，沛县县令，会稽郡守——当然后两者未遂，被豪杰官吏杀了，二是不相应起义，或者来不及相应起义，被“少年”、父老们杀了。第三就好是像这里的范阳令这样，投降起义的诸侯军，第四，就是坚守不降，忠于秦朝，譬如刘邦项羽屠城阳，大约就是因为城阳长官宁死不降了。

但是，从义军蔓延速度甚快来看，第四种抵抗的，应该居少数。

这大约是因为，作为一个仓促建立起来的郡县制帝国，它没能强有效地笼络好各地的官吏。而且，进攻郡县城邑的是复国的势力，而不是农民的势力，也就是说，这些官吏和进攻者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他宣布不当秦国的官了，当六国的官了，往往就可以保住原有的富贵和官位。而农民起义的话，他们与郡县长官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这些长官也绝不会投降，只能拼命镇压。在秦汉之际的郡县官吏，没有对进攻者进行全力抵抗、镇压，譬如赵地就有三十城自动投降，也在解释着这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换句话来重复地说，为什么这些官吏，不能像明末官吏对于李闯王那样殊死搏斗一番呢？那就说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在于被剥削压迫的农民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的矛盾。如果这次起义主要矛盾是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政权的剥削，那这些官吏、豪杰应该大力镇压农民，如同李自成或者太平天国时代的地方官吏豪杰们自练“民团、乡勇”以反击农民义军一样。

清朝人张潮描述他的人生理想说　：生逢太平盛世，长在山青水秀的故乡，地方官清廉有为，家境富裕生活优裕，娶到一位贤惠端庄的妻子，生了个聪明伶俐的儿子，人的一生，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些，就可以说是太幸福美满了。

相比于后代人们这种知足常乐、难得糊涂的人生观，秦汉人是富于进取精神的，刘邦看见秦始皇就说“大丈夫当如是”，陈胜说他有“鸿鹄之志”，陈余在赵地走了一圈，就有了很多豪杰为了“成割地有土之业”而随他起事。秦汉之人的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是远远超过了后代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匈奴等异族眼中的汉朝人，跟后代辽、金、蒙眼中的宋明时代的中原人，有那么大不同的原因——虽然从综合国力来讲，宋、明也许比汉朝还要强，但是宋明的强悍性却没有汉朝大，就是因为人们普遍不如秦汉人有进取精神。

有进取精神的人太多了也不好。陈胜派向赵地的他的“故人”武臣，也是一个不愿做池中之物的，他在赵地自立为王。这是张耳、陈余的建议。

当时，陈王胜（这是时人对陈胜的尊称）派到各地略地的诸将，高高兴兴回来报功的时候，往往得到的是“人事主任”和“考核专员”朱房、胡武两位先生的谗言，往往竟被陈胜杀了。所以张耳、陈余劝武臣不要回去，他们又说：“陈王从蕲县起事，刚刚到了陈城，就称王了，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