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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接着又托孔子之口，描述了一个“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里所说的“大同”是禹以前的社会，财产公有，天下为公，人尽其才，毫不利己，是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小康”则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虽然“大道已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毕竟是以礼治天下，是理想的礼治社会。大同社会是孔子的理想，小康社会更令孔子向往。

古往今来，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吸引了不少进步思想家，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

近代康有为写《大同书》，视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理想；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口号，为鼓舞革命走向成功。

然后，《礼运》提出“修十义治七情”的命题。“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再把“礼”与“五行”联系起来：“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既然人是五行精气的会聚，自然“礼”要达于“五行”，使人心之“五行”顺布。

“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人心感于五行，在于音乐，在于食味，在于色彩。如果觉得“美”，就是“五行顺布”，反之就会觉的“丑”。

“礼”作用在人际关系上，使人际关系顺和。“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礼的最终目的，是“国有礼，官有御，事有职，礼有序。”

《中庸》篇阐述“中庸之道”，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

郑玄注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

北宋理学家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之道即忠恕之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要求人们从忠恕之道做起。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忠，弟事兄以敬，交朋友以诚，此即忠；“施之己而不愿，亦弗施于人”，此即恕。

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

《中庸》之“道”，包括以下内容：

一、道不远人，人不离道。远人者非道，离道者非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故虽独处隐微，亦不当离道，虽不见不闻，亦不能不存戒慎恐惧之心；

二、道是天命的体现。“道”有神性，高高在上，鉴临人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三、“道”即中和、中庸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舜“执两用中”；颜子“择乎中庸”；南方之强“宽柔以教”，刚柔相济之中庸；出世入世、富贵贫贱、上位下位之中庸；

四、“道”有不同层次：一是“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