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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

关于《礼记》的作者，学界颇有异说。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认为，《礼记》是孔子门徒“七十子”所撰，后人又有损益。他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

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支持陆德明的观点，认为《礼记》作者与孔子密切相关，盖七十二弟子所为。他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之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

也有学者认为，《礼记》是西汉的作品。如魏国张揖在其《上广雅表》中说：“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唐代徐坚则在《初学记》中称：“《礼记》是西汉礼学家后苍所撰。”还有学者认为，《礼记》的基本材料虽出于孔子门徒“七十子”，但经过了汉儒的加工或窜乱。

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沈从文，从周秦两汉墓葬所反映的制度判断《礼记》的年代。他说：“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

近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献，其中《缁衣》一篇与今本《礼记&amp；#8226；缁衣》基本相同，此外还有《性自命出》一篇，文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语，与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意思一致，证明沈约“《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的说法大致可信。

更有趣的是，在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一批走私出境的战国楚竹书中，不仅有《缁衣》、《性自命出》篇，而且还有《小戴礼记》中的《孔子闲居》和《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篇。据此可以推断，“通论”各篇当如班固所说，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者”。

二、古人的文明准则

《礼记》二十卷四十九篇，包涵了从孔子到孟、荀各家各派的论著，内容驳杂而丰富，对研究古代社会状况、文物典章制度及法律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不少名篇，都是上可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下而及于修身齐家、民生日用。

如《曲礼》篇，记录了先秦儒家关于各种礼仪制度的言论，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礼教，使人们的言行符合礼教规范。

“曲”指细小的事，“礼”即行为准则。“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

它告诉人们，凡事要保持中间态度：既不能不及，又不能太过。这种态度叫作“中庸”。

做人，保持中庸尤其重要，而且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也是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

内心要庄重矜持，但又不能过分，过分便成了傲慢。欲望可以得到正当的满足，过分则走向放纵。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达到顶点，不能走向极端。这样，才能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站稳脚跟，有所作为。

这种观念体现了儒家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它是积极的、现实的、进取的，同时又是谨慎的、保守的。千百年来，它对塑造中华民族的人格心理起过重要作用，产生过深远影响，是人生修养的重要思想资源。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这种人生态度，事实上它已深入到了人们人格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人们早已习惯于按这种方式来待人接物，习惯于寻找历史的和现实的例证来证明傲慢、纵欲、自满、享乐的有害，以及保持中间状态的成功；也习惯于以此来品评他人，要求他人。这种传统，恐怕难以改变。

再如《月令》篇，记述了四季的政事。“月”即天文，“令”即政事。它按照四季的时令记述政事，并归纳于五行相生之中。四时的变化不仅受制于太阳，还受制于五行。既带有“天人合一”的色彩，又是“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左传&amp；#8226；襄公二十六年》）的制度化。

如春季“省囹圄，去桎梏，勿肆掠，止狱讼。”夏季“门闾毋闭，关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秋季“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