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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主管会计，不懂春月秋风，纵然有再大的本事也难能逆“风”而行。不说别的，单是一阵反投机倒把的风，就把全村辈辈世世形成传统的糖球杆子生生刮断了。

真如开国领袖毛泽东所说，凡有人类的地方，都分左中右。东祝家庙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中忽然分出个“左派”来，他们打倒了党支部书记宫桐升，推举一个人当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些“左派”大概深谙经济的命脉，他们不仅没有夺走大队主管会计的权，而且还主动给宫学斌封了个革委会副主任的官儿。

都说无官一身轻，宫学斌一马双跨，头上多了顶乌纱帽，反倒觉得一身轻松。在那个乱云飞渡的时代，只能当“左派”的人，那真是一条道走到黑，挖空心思算计别人受累不说，还遭人嫌被人骂。也能当“左派”的人显然应该比只能当“左派”的人活得从容些，活得踏实些。其实，说从容和踏实只是暂时的表面现象，宫学斌的心里常常波澜起伏，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破四旧、立四新”以及“造反有理”的行为时有碰撞和抵触，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出许多的不理解。

他三姨子刘美艳就读南京市机电学校，人漂亮又聪明，加之根红苗正，品学兼优，“文革”前就在校入了党，宫学斌尤其为她感到骄傲。“文革”一开始，刘美艳作为南京市优秀学生代表，站在北京天安门的观礼台上看到了毛主席，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刘红”，并还附加了第二条理由：“刘美艳”的名字是入学时一个“右派”校长给起的，与他划清界限，义不容辞。宫学斌曾对三姨子的激情举措，暗暗叹惜过好一阵子。

如果说这只是一阵叹惜的话，那么，他对发送爷爷的死，可是叹惜了一辈子。１９６７年爷爷宫丕福８７岁寿终正寝，那时农村百姓认为，人到这般高寿亡故，是喜丧，应该请吹手，雇道士，吹吹打打，排排场场地殡葬，这才方显儿孙之孝道。然而，时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哪个敢越雷池一步？纵然宫氏家族已经具备厚葬爷爷的经济基础，却只能望“棺”兴叹，心有余而难为。

丧事简办，本也无可厚非，但爷爷的殡葬却风马牛不相及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出殡那天，大队革命委员会规定，凡参加葬礼的人，不管是亲儿子还是亲孙子，一律不准披麻带孝，一律不准烧香磕头，甚至连哭都不让。于是，民间老百姓一切祭奠亡灵的传统形式就像洋葱头的皮，被一层层剥落，剩下的只是泛着惨淡的白光、滴着清泪的心。

殡葬后的爷爷，兀立一堆黄土，坟前疾风肆虐，雨雪轮回，却没有头“七”到“七七”、“百日”，以及生日和周年的传统祭奠仪式。“百日”那天，风仍在肆虐，宫学斌第二个儿子豪杰的一声啼哭，拉开了他人生悲剧的序幕……

知识青年进村来

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６日，青岛市台东中学刚满１６岁的女生江瑞欣，还有四个同龄小姐妹和比她大两岁的男生滕兆绪，六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同坐一辆敞篷卡车，唱一路毛主席语录歌，来到向往已久的著名梨乡莱阳。在莱阳参加过千人誓师大会，又一路辗转被送到那时东祝家庙所在的纪格庄公社。

接到知识青年进村来的通知，宫学斌边检查督促指派进驻的农户烧水烧炕，边让宫学金带几辆独轮小推车去纪格庄迎接。时值寒冬腊月，西北风像刀子似的把人的脸刮去了知觉，人人双脚冻得猫咬狗啃般的难受。已是折腾到黄昏时节，六个知青哪里还有初行路上唱语录歌、誓师大会表决心的精神头儿？一个个揣着手，跺着脚，满地转圈儿，多数人不肯坐宫天金他们那冰冷的独轮车，只有叫江志诚和王秀英的两个女生觉得稀奇，才拍巴掌蹬腿地坐了一小会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不懂春月秋风（13）

独轮车吱嘎作响，推着知青们的满眼新鲜进得村来，革委会主任本想对他们作一番讲话，结合广大贫下中农的深刻体会，讲一讲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重大意义，却没想到突然被宫学斌的冷言冷语堵住了嘴：“讲什么讲啊？大冷的天，先请革命小将进家喝口热水，上炕暖和暖和，他们扎根农村，在咱大队的日子长着呢，有什么话，明儿再说也晚不了！”短短几句话，在革委会主任听起来是冷的，但说到知青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大家循声看去，发现说话的人和大家不一样，他在额头四周勒一条羊肚子毛巾，既不像哪个少数民族人的头饰，又不是昔阳大寨人的装扮，心里都不禁好生纳闷儿。

确切地说，这六个知青都还是些不谙世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