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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这一时期集中了最不寻常的事件。在中国，活跃着孔子和老子，包括墨子、庄子、列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内的中国哲学开始出现；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和佛陀，并且像中国一样，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到唯物主义、诡辩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在伊朗，琐罗亚斯德传授着这样一种富有挑战性的观点：世界是善与恶之间的一场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出现；在古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悲剧作家们，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几个世纪中，仅仅为这些名字所蕴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方发展了出来。

这一时代的新颖之处在于，所有这三个地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作为整体的存在，意识到自身及其限度。人类体验到了世界的恐怖性和他自己的无力。人类探询根本的问题。面对虚空，他争取解放和拯救。通过有意识地承认自己的限度，人类为自身树立了最高目标。人类无限制地体验着自我的深奥和超验的澄明。

这本书尽管是以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为基础，但是，牢记这些亚洲的传统也很重要。许多评论者设法概括“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这种做法非常荒谬，这特别是因为人们认为，西方传统既包括希腊人以理性为导向的遗产，也包括希伯来人和基督徒以信仰为导向的宗教，最后也包括了伊斯兰教。此外，在亚洲，观念的多样性巨大无比，其中有“一切即一”的古代《吠陀》哲学，世界和自我皆空的佛教哲学和以道为导向的中国哲学。但是，对它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做一个非常简单化的新评论，或许有些价值。首先涉及古希腊产生的哲学与中东（小亚细亚）哲学和古吠陀哲学之间的亲缘性，尤其是它们对于统一解释的共同迷恋。（想想“科学的统一”，这甚至在早期希腊哲学和一神论中就很明显，后者可以说规定了三大“西方”宗教。）

导论（13）

其次，古希腊的逻各斯与中国的道之间形成了生动的对照，前者启发了“逻辑”和永恒真理（它也在基督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太初有逻各斯”），后者更趋向于变化、运动和过程。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西方人偏爱两极和对立（善与恶、实在与现象、神圣与世俗），中国人强调阴阳以及这些看似对立的两极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样重要的是，两千多年来，为如何处理唯一上帝的观念所作出的努力，规定了西方的思想。（无神论也陷于关于上帝的性质和存在的论证中。）相反，多数东方思想没有这样的关注，或者说，它有着非常不同的关注所在，尽管灵性观念在许多亚洲宗教中具有重要地位。

虽然说这些非常一般化的概括掩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差异，但是，值得强调的是，下面包括的来自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声音，不应被当作补充进哲学实质中的异国情调，也不应认为它们是西方观念的纯粹回应。确切地说，它是一次向许多不同视角敞开的尝试，时而彼此大不相同，时而彼此有着出乎意料的支持。但是，哲学有许多面孔和声音，一个人若要学会去理解哲学探究的奥妙，就必须同时理解它的多样性。

心里有了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就能够把这一部分与一种对哲学截然不同的描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出自中国古代道家哲学家老子（Lao…zi）的《道德经》（Dao…De…Jing）。

老子，《道德经》

第14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第17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哲学探讨的现代路径

导论（14）

这本书中的哲学定位，本质上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现代的西方路径，批判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历史地来看，现代欧洲哲学源于科学和技术的兴起。（我们知道，哲学和科学都出现在古希腊和小亚细亚，以及大约同时代的南亚和东亚。）不过，我们不应把科学仅仅理解为一门特殊的学科或主题，而且要看成是一种心态，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这一欧洲传统中，这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