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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道路。智伯把自己征战中最困难的任务诱使敌方来完成，又避免了敌方的警觉，收到了出其不意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钟计的要害是对敌人行动前投之以利，使其利令智昏。仇由之君接收大钟时，大臣赤章蔓枝曾反问说：“我们凭什么会得到智伯的大钟呢？”他向国君分析说：仇由国“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但仇由君因贪钟之欲甚强，根本听不进大臣的劝谏，真正如《吕氏春秋》所言：“欲钟之心胜则安仇由之说塞矣。”

魏文侯：示人和好，双辞韩赵

战国时的韩、赵、魏是晋国分化的三个国家。《战国策？魏一》、《韩非子？说林下》和《资治通鉴？周纪一》记载，有一段时间，韩、赵两国结怨欲战，韩君派人向魏国请求援兵，魏文侯回绝说：“我与赵君是兄弟，不敢借兵给贵国。”不久，赵君也派人向魏国请援，魏文侯回绝说：“我与韩君是兄弟，不敢借兵给贵国。”韩、赵两国从魏国没有借到兵，对魏国很是憎恨。后来，两国知道魏文侯是想以此使他们讲和，都很感激，于是两国尊服魏国。

魏文侯欲阻止韩、赵两国交战，但又不愿以武力去干涉制止，于是在双方请援时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他在拒绝请援时将受攻击的另一方称为兄弟，故意表现出与其更为友好的口吻，既未使请援方受到过分刺激，又使他们难于轻易向另一方进攻。

魏文侯拒绝了一国的请援，又显示了与另一结怨国相友好的姿态，必然引起该国的憎恨，这是魏文侯能够预料得到的。然而，在某种交往中，魏文侯并不想得到对方一时的欢心，韩、赵同是自晋分化出来的新诸侯国，国力相当，在战国数雄中不算强大，双方相互攻击，必然两败俱伤，会伤害他们长远的生存利益，对这一点他们迟早会看清楚的。以某种方式阻止他们相互攻击，虽然会使他们一时憎恨，但等他们看清长远的利益后，是必然会得到他们感激的。尤其是，魏文侯在拒绝请援的方式上是给了两个仇怨之国同样的拒辞，当相互结怨的韩、赵两国知道了对方向魏国请援而被拒绝的情况后，他们又必然会为此高兴，这不仅会抵销他们对魏文侯眼下的憎恨，而且还会增加他们日后对魏文侯的感激。魏文侯双辞韩赵的请援，正是想收到这样的良好效果。

在与相仇怨的两方私下接触中，不是顺着一方说另一方的坏话，而是逆一方的心愿说另一方的好话，固然不能讨人欢心，得罪了两方，但却显示了不好是非、盼人和睦及忠厚处世的君子胸襟。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仇怨，当对立双方的仇怨冲淡或解除后，留给他们的就仅剩下了一个诚实厚道和可亲可信的形象。相反，如果在与相互仇怨的一方接触中，一味投其所好，说另一方的坏话，虽然一时讨得人的欢心，但却容易给人留下待人狡诈、喜弄是非的不诚信印象，人们在愉悦之后会怀疑他是否在别人面前也说了自己的坏话，是否也算计了自己，因而并不能对其建立起应有的信赖。魏文侯在与韩、赵各方的接触中谈论与另一方的兄弟关系，正是显示了自己不喜是非、消弭仇怨、为人和好的淳厚品格，双方虽然恨他，但却在内心信赖他。当韩赵两方看清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消减了相互的仇怨时，对魏文侯的憎恨转而变为感激，他们最终尊服自己所感激的信赖者，当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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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巧诈拙诚，价值何取（1）

智谋之士和信义之士往往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形象，哪种形象更易得到人们的信任呢？《韩非子？说林上》、《说苑？贵德》和《淮南子？人间训》多处列举了“乐羊以有功见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的两则事情，对智谋之士的“巧诈”和信义之士的“拙诚”作了一番比较。

乐羊任魏将去攻打中山，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仕，中山国君杀烹了他的儿子并将肉羹送给乐羊，乐羊为表示必取中山的决心，食掉了这杯肉羹。魏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食子之肉。”堵师赞回答说：“亲儿子的肉他都吃，那还有谁他不会吃呢？”乐羊攻下中山回国后，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但怀疑他的忠心。与此对照的另一事是：鲁国的孟孙打猎，抓到一只小鹿，派秦西巴把它装车押送回去，小鹿的母亲一路跟着啼叫，秦西巴心中不忍，放归了小鹿。孟孙回家后向秦西巴索要小鹿，秦西巴回答说：“我当时心中不忍，把小鹿还给了它的母亲。”孟孙很生气，把秦西巴撵走了。过了数月，孟孙又召回秦西巴做自己儿子的师傅。御人问孟孙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受到惩处的人，孟孙回答说：“他这个人不忍心残害小鹿，还会忍心残害我的儿子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