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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到法院了？”她说，似乎法院找她来证明什么。

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3）

一会儿，法警把我带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位女审判员向我宣布（76）中刑反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说该院查明1972年到1973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章某“互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于是，“罪行严重，性质恶劣”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然后送回看守所，度过上诉期后，送到“一监”。这已经是8月中旬，不久9月9日，毛主席逝世。本来我所工作的房山县要9月10日开全县的批斗大会，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因主席逝世而取消。10月6日，“四人帮”垮台。因为我的问题较为单纯，监狱管理人员大多也知一二，对我的要求逐渐放松（例如可以请求多接见等）。但当时北京市领导人说“10月6日以前反对‘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所以我们这类的案子一直压着。直至实在压不住的1978年。

很难删除的记忆

三年多的生活仿佛人生一场噩梦，但总有几件事不能忘怀。

地震：判决之后，又回到K字楼，转入关押已经判决犯人的号中。两天后，即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那真是惊心动魄，大地在颤抖，K字楼剧烈晃动，铺板来回倾斜，铺上的人们滚来滚去。室中暖气片，甩出一尺多远，上面的茶缸掉了一地。人们惊醒了，一个个呆如木鸡，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后来听到许多号的犯人狂敲铁门，大喊大闹，这些大多是因为“四五事件”而被抓的年轻人。他们进来的时间不长，恐怖盘踞在心头，遇此突变，不知如何是好了。其实筒道中已经空无一人，没有任何回答或制止。跟着就是下起了大雨，余震仍然不断。为了防震，北京人都住到房子外面的防震棚里。我旁边一位所谓“头号苏修特务”，中共八大时任翻译组组长的老先生，他被判15年，因为涉外，一直没有去监狱，而是在看守所关押服刑。在屋子抖动的时候，老人用一条破毛线毯子折成一个枕头似的，顶在他那没有几根头发的秃头上，紧靠在墙角，对我说：“老王，房角处安全些。”我给他泼冷水说：“没用的。那么厚的水泥墙。小小一块毯子管什么用？睡觉吧。现在全北京的人都在雨地里躲地震，惟有我们这些犯人却踏踏实实地在屋子里安心睡觉。”后来，他让我给他背唐诗，他用俄文翻译。这位从中国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又从高尔基大学俄文系毕业的博学老人是###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去了澳大利亚。

审讯妙语：70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意识，虽然判决书上照例说“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谁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实际上连《宪法》也已废止。1975年初“四次全国人民大会”才通过了新宪法。“依法判决”不能说“依”《宪法》吧。

有的预审员和审讯员除了说些套话外，有时也说点令人难忘怀的话。例如，一次新审讯员对我说；王学泰，我们俩人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56块钱。我觉得他很真诚。

有时审讯员也很困惑，从判决书来看，我当时就是个“言论问题”，而且就与一个人说的。有一次，审讯员说我不敢交代问题。我说有什么敢不敢的，不就是这些话吗？他说，你以为这是小事，这就是反革命活动！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我问，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怎么区分呢？他回答：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

有一次我问预审员，《宪法》也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啊？审讯员回答：“那是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你是敌人，当然不保护你的自由。”我说：“我本来也是人民。”他回答：“你看看你那些言论。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样说的吗？从言论来看就证明你是敌人！”这真是“互为因果”。因为你是“敌人”，所以不给你言论自由；而“敌人”的定性又是根据“言论”。

化脓性脑膜炎

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4）

77年秋末，我还坚持洗冷水澡。一个星期四，洗完后，觉得有点冷，感冒了。我以为第二天就会好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发烧，头痛，脑袋像要裂开一样，体温飙升到摄氏40度以上。同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