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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一出，偌大的屋子里，悄无人声，空气仿佛凝住了。我也有点后悔，火气太盛，太不给人留面子了。但一转念，与其糊里糊涂出去，不如弄得明明白白再走。这时监狱的管教科某科长，平时与我较熟。他站起来有些打圆场似地对我说：“王学泰，不要赌气嘛！人家法院放了你，我们也不能留你啊？这地方也不是谁想来住就可以住的。再说你们单位和家属都来了，他们准备高高兴兴接你回家呢！”

这几句很实际、又富于人情味的话还是打动了我。我已经入狱三年半了，年近七十的老母亲为我操碎了心。她所在的单位就在“一监”东面，相去的直线距离不过数十米。每天上班都要从监狱东墙经过。别人的冷面白眼、闲言碎语，几乎天天都都会遇到，她的难堪与悲哀，可以想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那时出了问题，朋友远去，老婆离婚，儿女划清界限，惟有老母，儿子还是她的儿子，不仅心里想着，接见日还要来看，哪怕经历千山万水。于是，那种不苟且离开监狱的想法动摇了，我有些犹豫。管教科长把那份判决书拿了过来，要我签字。我又看了一遍，说：“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说法，怎么能签字呢？”本来缓和下来的气氛又有些紧张。“市中法”的来人也很为难地说：“你不签字，我们回去如何交账呢？”

双方就有些僵持了。我不说话，“中法”的人也不说话。时间过得很快，大约有四点多钟了，本来只是走走形式，发了“再审判决书”就完事的，不想拖了这么长时间。仲秋的北京，下午四点，太阳就平西了，斜阳穿过老槐树的枝叶，照进这间屋子。

“市中法”的来人显然有些着急。管教科长再一次走到我身边说：“王学泰，你要考虑，‘中法’的同志还要解决其他人的问题呢！”我突然想起，我那位“同案”还有待于解决呢。这时科长说：“我看这样吧。你签个字，表示你收到这份判决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两全之计，答应了。这时那份“再审判决书”又推到我面前。我在指定的位置上签上了名，并写道“收到判决书一份。”后又补充一句“但不同意”。法院审判员看了看，又互相看了一下，表示可以了。

签了字，平反一事告终。来人各自散去，出门的手续早已办好。这时有两人过来与我握手，表示祝贺。他们是房山文教局的，也就是我所在单位的。并说你可以先回家休息一些日子，单位通知你再上班。管教科的把我们送出大门，门外我的妹妹、弟弟还有一些朋友在等着我。大门外，停着文教局的212吉普。正是这辆车把我送进监狱的。今天它又接我出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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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6）

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出狱了，家中是一片欢腾。母亲对于无罪判决是极满意的。只要“无罪”就可以了。至于“错误”不“错误”不是快七十的母亲所关心的。

对我来说。弄清以前的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是事关是非曲直，而且还影响单位的工作。那时权威机关的一纸公文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性。于是，我在三天之内就写好了“上诉书”，到了北京高等法院接待站。

那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北京还是方兴未艾，但北京市“高法”接待工作还是很积极的。他们派出许多老干部、领导干部作接待人员。我到接待站一看，白发者很多。

接待我的是位年过六旬的女同志。她慈眉善目，说话口吻特别和蔼。她很注意倾听我的申述。当我向她陈述我对“有损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个判断的意见时，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更没有反驳。大约近半个小时，我才说完。她听完，沉默不语，我关注着她的表情的变化，琢磨着她会如何驳斥我、或如何敷衍我。她思考一阵然后很诚恳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大家都从那个时代过来，谁敢说自己没说过错话呢！”她这句话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弄得我倒无话可答。此前和此后我多次与具有人事管辖权的单位和领导打过交道。“高法”这位同志是我遇到的惟一的一位不袒护本单位错误的领导同志。她的真诚和毫无官派作风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日，我想到这件事都不由得激动。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是有代表性的，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物质还很困难，但那时的人们都有一股心气，人和人之间多的是关爱，少的是互相妨碍。

1979年年初，我收到“市中法”一个“再审判决书”。从表面上看，它与第一份没有什么区别。细看一下，那句“其中虽有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