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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1974年冬，有武汉知青出身的同学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本唐诗选、一本普希金集子，传到我手上读过。我背诵过那首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但这诗当时并未打动我。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悲伤”和“忧郁”，因为我并不觉得谁欺骗了我：谁也没有认真承诺过给我这个农民的儿子什么特别美好的前途呀，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没有傻到将广播里、课本上和作文中写的话当真。所以，我们也不会相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日子”在前方等着我们。

现在看起来，我当时的心境不是有什么具体愁苦的“忧郁”，而是阴郁，是那种没有穿透云翳的阳光，没有美丽动人梦想，想像不出值得向往的远景的心灵灰暗。还是普希金说得到位，人的心只有“永远憧憬着未来”，才能振作起来，坚定不移地向前走。诸葛亮所谓“成学”之“　志”，不论是志向还是意志，都离不开对未来的向往，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与执著。

再深入分析自己今昔心境之不同，当年无成学之志的我，可能属于那种被动的“人格”，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对社会进程会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这不是“甘当革命螺丝钉”的奉献精神，而是一种无奈和放弃。而今我不再这么藐视自己了。我相信推动社会进步靠的是一种合力，是各种社会力量、利益群体在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基础达成均势而形成的一种合力；而这当中就极可能凝聚了我的一丝绵薄力量。

有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学者说，中国人是奴役与配合奴役，俄罗斯人是奴役与反奴役。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以当年的农民来讲，说他们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奴役”、“配合”就不仅太重而且不符合事实。他们一方面是忍饥挨饿地“配合”，另一方面又以消极怠工软性反抗人民公社制度，最终不战而胜之。如今的农民工，以所谓“跳楼秀”讨薪，也是一种“反奴役”的表达方式。当然以无可奈何的消极的方式争取“消极自由”，与确信自己的社会主体性，以一个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变革社会现状的活动，两者所秉持的人格精神是有很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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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3）

毫无疑问，是1977年冬天的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它使我僵冻的心复苏，直觉某种机会将要来临。在写作此文时，我想到用柳条抽芽前的泛绿、春笋破土前的隆起来形容我当时对“形势”的感觉；但推敲这两个比喻并不贴切，因为春天的到来是可以期待的，只是或早或晚而已，而恢复高考前我何尝能期待什么？事实上，那时候我还不能想像推倒“两个凡是”后的中国会怎样；而1977年学校领导不让参加高考，第二年我也是经主管全县招生工作的函授部同事杜佐福绕过校方替我偷偷报的名，以致考分出来后经历了校方不肯为我写政审鉴定的曲折。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并不轻松，却有了盼头。

前25年的人生经历，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古贤说“哀莫大于心死”。

我是1978年秋季，将近26岁时上的北师大。那年冬天的北京思想特别活跃。有段时间我们吃了晚饭就往西单跑，去看大字报听演讲。我们的《欧洲文学史》教材（杨周翰等人编，1979年版）摘引的、沙俄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那个名句我至今难忘，日益明晰而坚定地将之奉为座右铭。这句话出自他1856年写作的《诗人与公民》：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公民”，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是心灵维度的自我定位。涅克拉索夫虽然在沙皇王权的辖制下发表作品，不得不先接受政府的书报审查，但他的心从未臣服，对公民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使他与民主主义的同道们“善于说出真相”，创作了《俄罗斯女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脍炙人口的诗篇，批判专制社会的种种罪恶，讴歌对正义事业的坚定的信念。

这个名句中的“诗人”一词，可以替换成任意一种职业、专业和称号。我不妨将它替换成“作家”、“评论家”、“杂文家”。

回首30年来的精神历程（若从1984年我开始评论与杂文写作算起，是22年），支持我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