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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愈演愈烈之势。它正在建构一种创造性的自我，它允许个人成为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性的多元论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运用这种价值观，我们可以批判现存的正规和严格的行为规范，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实现。多元论价值观要求对个人差异的一视同仁的接受。它承认和保护每个个人做出个性选择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性的多元化趋势将使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生活得更快乐。使人们生活得快乐难道不正是所有社会改革最终的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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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1）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Worl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编委、《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等职。共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80篇（部），参与编写专著8部；　主编了国内第一本植物生理生态学教科书《植物生理生态学》。

我是成长在中国本土的生态学工作者。1985年，我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考入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这里一直工作至今。从大三开始分专业算起，我接触植物生态学已有23个年头了。当时，这个学科是不被看好的，植物专业81级20个学生中，只有8人选了生态学。大约是受后来的博士导师侯学煜先生的影响，我在从事生态学研究中就非常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侯先生是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他在晚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提出了大农业观点。他最早在国内旗帜鲜明地反对“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侯先生的至理名言“大自然是一部读不完的天书”，始终激励着我进步。关注环境保护，是我的人生一大乐事，看到自己的建议能够被决策者采纳，由衷地高兴；而建议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歪曲”，也会心里憋屈，心中真是充满酸甜苦辣。

差一点被轰出避暑山庄

1985年9月，我如愿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是师从黄银晓研究员，后师从侯学煜先生从事“城市生态学”研究。从研究生院回所后（当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第一年在玉泉路中国科大研究生院集中学习）；　导师要我选择研究地点，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河北省承德市。后者是与英国人合作的项目，关于承德市和避暑山庄的生态规划。如果在北京做，条件是现成的，因为从安徽大学来的师兄王忠民正在做污染生态的研究。但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选择了后者，单枪匹马就去了承德。

硕士论文是研究避暑山庄的植被起源，并对现状植被进行调查，从而对植被进行规划。在那里，我结识了50年代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的韩志兴高级工程师。他是避暑山庄管理科的副科长，对山庄植被非常熟悉。有了他的帮助，我的植被调查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管理处提供了简单的住房和必要的交通工具，这样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山庄里调查植物。有一天，我来到碧峰门－松林峪一带，看到了一幅幅景象令我吃惊：那些栽植于清咸丰至嘉庆年间的古松（油松）许多开始死亡了。古松是避暑山庄的重要一景，如果没有了古松，山庄的景色大打折扣。古松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啊，为什么这样快死去呢？而且死了也无人问津？

针对死亡原因，我对每棵古松进行调查，从健康状况（有无虫眼、虫眼密度）、人为破坏痕迹（包括钉子，刀痕，火烧痕迹）、过度砍枝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共调查了近100棵古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分析发现，死亡最多的地段离居民点最近，因此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人为引起的。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韩高工，他听了听，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事了，为此他与正科长还闹过矛盾哩。他说，他也清楚古松死亡已经很严重了，每年棵，如不保护，30年后古松将在避暑山庄将消失。我问他为什么不反映呢？他长叹一声，说谁敢反映真实情况，那不是给领导扎针吗？当时我年轻气盛，不信邪。这么大的事情不呼吁，政府怎么会重视？于是撰文《避暑山庄古松死亡现象不容忽视》，于1987年11月11日投给了《承德群众报》，文章引用了我调查的数据和韩志兴提供的数据。

次日《承德群众报》发表了我的文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