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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陈世美”们似乎没有人成功地谋得新欢，除了暴露自己的不忠，只落得学校的处罚和同学的批评、议论。

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3）

经历“文革”摧残的大学校园在70年代末显得生机勃勃，思想空前活跃。最吸引我的是各种课外讲座，数学教授们的讲演我几乎一场不缺，值得回味的是，他们讲完专业问题之后，总要小心翼翼、自责地补充一句：“我这次没有阐述马克思《数学手稿》中的光辉思想，这是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和改进的。”我读过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那根本不是数学著作，而是黑格尔哲学概念的搬用，但教授们不发挥马克思的思想总有一种有罪感，就像几年前发言、写文章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没有正确性一样。四川著名作家雁翼的讲演很大胆和刺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其实，历次运动整知识分子，下手的还是知识分子。”在讨论“真理标准”的开始，四川大学一位哲学教师来做报告，谈到她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似乎有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紧张气氛，我不明白，为了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

我在“文革”期间结识的两个好朋友H和Z与我同年，他们对于报考大学没有信心，以为年龄这么大根本没有希望，结果直接考研究生倒考上了，而且都是北京大学！一个是西方哲学专业，一个是英美文学专业，他们考得十分顺利，成绩名列前茅。在H到我家告诉他的喜讯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我怎么就丢了研究生呢？当即下了决心，下一次一定考，也要挑最著名的学术机关！

上大学只有一个多学期我就开始准备考研究生，我原本打算报考数理逻辑专业，在此之前自学了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经典教科书《数理逻辑引论》，但第二年却没有相关专业招生，于是改考现代西方哲学，打算研究罗素，这离原先的计划最接近。准备工作相当艰苦，因为本科课程很重，不过考试比较轻松，我问了考场上坐我周围的相同科目考生，他们居然连指定的专业书《分析的时代》都没有找到，这是“文革”前内部出版书籍，我在当知青时就读了5遍以上。

大约在1979年9月下旬，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数学系为我搞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欢送会。那一年，四川师范学院一共考取3名研究生，全是77届学生，当然我们的教师中报考的人更多，但没有一个人考上，尽管他们的条件要好得多。我在学校赖到最后一刻，因为我太喜欢学习数学。我告别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最怀念的，是和大家一起解难题的幸福时光。好几个同学后来告诉我，这话把他们气得半死，外人很难体会解不出数学难题有多痛苦，这完全不是可以靠勤奋、开夜车解决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心爱的数学，随着北上的列车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一路上心潮起伏。那时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似乎是很了不起的事，我的一个亲戚是大学的系主任，他的一个熟人考社科院研究生失败了，他为我的考取十分自豪，说：“敢去考就很了不起，更不用说居然还能考上！”我一个哥哥在祝贺之余有些遗憾：“好倒是好，不过没有‘社会’这两个字就更好！”几十年来，中国人的不变观念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社会科学总是意味着危险。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似乎乏善可陈，没有校舍，我们哲学系的学生暂时住在通县的一个车马旅馆里，条件较差。我很快就发现，社科院有很强的研究力量和传统，但教学完全不行（我认为经过了近30年，时至今日还是如此），我除了主动去上上一届逻辑专业研究生的数理逻辑课程，其余时间完全是自学。

我们当时正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热气腾腾的时代，西单“民主墙”前天天都是人山人海，图书室里，除了可以看《###》，还有几种香港出的政论性杂志，哲学所的负责人是一位曾经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他经常来看望研究生，带来不少内部消息，相比于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说话相当没有顾忌。那时党内正在热烈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这位负责人的议论中可以知道，他和许多人都主张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讲深透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危害说充分一些，不过，最后的表述没有采纳这种意见。

1986—1989：“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4）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真是热得现在难于想像，记得我刚到北京念研究生时，举办一场哲学专业的讲座，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