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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类专家，业主也希望我们为他们多“美言”。我带领相关单位的20多名专家，沿怒江峡谷进行了为期2周的地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我提出了怒江开发将会“造成200平方公里陡坡上的土壤连同上面的生态系统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核心观点。

这个观点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清华大学的赵南元先生，次日一大早他就发表文章反驳。文章据赵自己称是“赶紧辟谣”，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赵使用的题目是《“高明”的糊涂》，火药味很浓，大有先生训小学生之意。赵抓住我的一个主要破绽就是我不懂水电上的千瓦时。

后来，一个叫水博的变本加厉，以“学术腐败”和怀疑中国科学院有没有“首席研究员”等为由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再后来，著名人士方舟子也参与了怒江争论，他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该环评报告无法公示纯属法律原因。那些公开信签名者应该知道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蒋高明研究员）参与了环评，手中应该有该环评报告”。文章捎带上了我，意思我泄漏了“国家机密”。如果罪状成立，我够坐牢的份了。

对赵、水、方对我的指责，我从来没有争辩过，因为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亏心事。今天，本书主编曹保印先生约我写稿，我才有机会澄清一些事实。第一，我是植物生态学工作者，还不敢称植物学家；第二，我可能对水电的单位搞错，因我毕竟不是水电专家，但在我的文章里，谈的是生态问题、世界遗产问题、地质灾害问题、移民问题等，这几点在水利部在云南召开的论坛上我都是这么说的。之所以用水电的数据，是写文章的引子，不应当就此评判我是“高明的糊涂”、“隔行的外行”（《新语丝》上类似的话还有不少）。第三，方舟子错了，我没有看到过最后的报告，无密可泄。我在研究报告提出的反对意见，有没有被采纳我一概不知道。因为业主后来就不找我们了，他们只要我们的名字。

关于那个水电单位不分，原因是这样的：我是从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书》直接抄的数据，现在该电子版文献还在。

围绕怒江水电工程引起的土壤损失问题。一派意见认为，六库以上，土地淹没比较小，地质条件比较好，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建议考虑生态移民，将坝修得高一些，水能资源多利用一些；六库以下，耕地较多，尽量减少一些。这些“高一些、少一些”的背后数字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如果是十三级都上（就怕开了口子控制不住），怒江流域将有200多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图片实测的保守数据！）的土壤损失，这些土壤不可能再回到山坡，生态恢复的机会基本没有了。因此水电与生态的权衡就是200平方公里表土要不要的问题，值不值得的问题。我们建议一定要控制坝的高度，将土壤的损失控制在几十平方公里以内。宁肯牺牲一些“水电”利益，也要为后代保留一些自然生态系统。

怒江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水电脱贫、世界遗产、珍惜濒危物种、山体滑坡、地震、泥石流、输电线路和公路等，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专家们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可见怒江水电开发决策的难度之大。日前，有关单位已决定要上怒江大坝。这里我要坚持的是，只要不回避事实，反应不同的声音才会对国家有利，对人民负责，为后代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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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5）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没有人封我个“谏官”，我只想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个“建议”学者而已。听也罢，不听也罢。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将上下而求索。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1）

鄢烈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曾任《南方周末》编委。著有《假辫子·真辫子》、《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此情只可成追忆》、《没有年代的故事》、《痴人说梦》、《半梦半醒》、《追问的权利》、《中国的羞愧》、《一个人的经典》、《丢脸》、《年龄的魔力》、《毁誉之辨》等17种著作，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庸常之人，没有前辈戴煌、同龄人朱学勤、年轻人慕容雪村他们那种传奇般的经历。

今天回想1976，甚至说不清那一年我在干什么。只记得，1975年夏季我从沔阳师范学校毕业，似乎铁板钉钉的要留校任教（我的“实习”是教本校一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