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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副刊，半月刊，半个月出一期。他们主要是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诗歌、小说，没有多大影响。要是办得有影响的话，那也就成了无政府倾向。我们剧联成立以后，郭万仁也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我后来跟张庚商量了一下，把他们的刊物拉过来，成为我们剧联的刊物，同时也接受了郭万仁，因为他也是赞成一起找共产党的，我们搞武汉剧联他也支持，所以我们和他一谈报刊的问题，他马上就同意了。

武汉左翼剧联，演《卡门》、办刊物（3）

他说好哇，可以把这个刊物转成剧联的机关刊物。但是怎么转，才能使人看不出这是一个有政治倾向的刊物。当时他就提出发表一篇翻译的诗句，因为他自己定的一种内部书刊，他说这首诗是反映黑人的罢工，我们说这个主意很好，一看就是讲罢工的，又是诗句，又是文学作品，但又有很鲜明的政治色彩。他的英文也很好，他自己全部翻译出来，后来在“五一”前后出的这期刊物上发表，全文发表的。发行以后大家很注意，哦！郭万仁也有政治倾向了，倾向共产党了。没过多久就有人找郭万仁谈话，以经费为名要停刊。说经费有限，无法维持了。我们也没办法，停就停吧。所以当时还有一个“左”的思想，非要打出一个旗号来，其实如果不这样办，这个刊物还是可以维持的，可以长一点时间利用的，那这样就不能办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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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离开武汉，在上海开展音乐活动（1）

有关音乐活动，在武汉的时候没有搞，不是不想开展，而是没有开展起来。当时省里女二中有一个音乐教员姓张，后来我们在音专也是同学。想和她搞一个合唱团，因为这个同学的艺术气质就是那种古典的东西。但是她们还没有自己的作曲，人也不过是七八个人，唱点外国的古典的东西，也感到没什么劲头，想把它搞成革命的活动，又没有东西写，介绍外国的革命歌曲，材料也不多。还有一点是，那时她只限于在她们的学校里，如果能拿到社会上来，有更多的人参加可能慢慢会好起来，所以基于各种原因，音乐活动当时在武汉没有开展起来。

我们是1933年的冬天离开武汉的，在这之前我们也不想离开，因为当时剧联的各种活动很受限制。我们除公开活动之外，还搞些秘密活动，像在“五一”、“七一”、“八一”之前，发革命的宣言、标语。我们利用同学的油印机来干。晚上刻蜡版，油印出去分发。一是放邮筒由邮递员送出去。还有是写机关团体的名称，贴上邮票送出去。有学校的、有图书馆的、有店铺的，总会有人看一看，总是有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办法是我们几个人一同进店铺里去，装作买东西，有时也买点东西，偷偷留一点宣传品。有时到马路上贴，电线杆子上，一个刷浆糊一个人放哨，晚上经常干这些事情。后来听一些同学说，各个学校里正在查这些标语是哪来的，并且在抓人。所以感到这活动不要再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只会破坏我们自己的力量。经研究我们决定主要还是通过书报流通社活动，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后来我的公开职业发生了问题，是因为我所在的码头学校的校长被捕了。校长被捕的原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关系网产生了问题。而我的那个地方也曾经搞过油印，我房子的对面是个派出所。派出所大概注意到这里晚上总是搞得很晚。后来我生病住院时，派出所就派人到我住的那个地方翻箱倒柜地搜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干完工作后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但学校这时告诉我，你出院以后那个地方不能再去了，让我住到学校的校总部去，同时让我担任校总部的教务主任。而这个主任我做了还不到两个月，刚筹备开学，那个校长就被抓走了，这个学校也办不下去了。所以我的身份出了问题。这时张庚、郭万仁他们都已经走了。荒煤当时也是我们派他去的，本来是派他去参加苏区的代表大会，因为路途不顺，要绕道走，最后还是因为交通被破坏了，原来的联系都不在了，没能进去，后来又回到武汉，我们原来派他去的目的也是要找到党的关系，可当时我们也是傻瓜，其实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党员。

后来领导我们的这个人也被捕了，他也是因为上海到武汉的这个交通被捕的。就这样，我们的内部的领导没有了，公开的职业也没有了，最后没办法，我只好写信给张庚，张庚说我知道你们的困难，要不你来上海吧。我想那也好，这样我就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跟剧联一谈，剧联认为我们以前的所有关系都已经断了，来上海总是能够找到工作做。这样在1933年的冬天，大概是10月底，我就开始需要在上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