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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为了你的安全，你还是好好地回去，你只要不打中国人就行了，不欺负老百姓就行了。”

结果他病了，躺在炕上，起不来了，也吃不下饭。他的老婆来了，我们劝他，没办法，给了他好多我们印的反日传单，送走了。

第二天，保定就乱了，日本人发现火车上，很多地方都有共产党的传单，实际上就是他搞的。

郎宗敏演母亲，演媳妇的叫宋琦，华君武的夫人。我们演田庄剧用实景演戏，有的在街头演，有的在村口演，或者在工厂演，不用搭台子，晚上演戏没有汽灯就拿一个吃饭的碗，放点油，搁点棉花，一烧呼呼冒着黑烟。

我们有时在敌占区演戏，演到半截敌人来了就跑。我那时也画画，在农村画壁画，写标语。在敌后这几年知识分子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为抗战做了贡献。我本身也是，我觉得是比较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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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走，在敌后演《日出》

在敌后工作了几年，后来我参加了冀中火线剧社，当了一年副社长，那是被“抓”走的。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政委是程子华。火线剧社请我去讲课。刚讲了一课，日本人扫荡来了。一扫荡就要行军，一行军就跑远了，和西北战地服务团脱离联系了，越跑越远，跑到冀中去了，过了平汉路，到了饶阳、武强一带。

我要回去，吕正操说，你不要回去了，你就到我这儿来吧。我马上下个文，你当副社长。

我说：“不可以的。我是来讲课的，你不能把我扣在这儿。我要和组织上说。”

他说：“谁是组织？我就是组织。”

贺龙一二○师搞篮球队，我们有一个同志做县长的，打了一场篮球就被“扣”下了，发军装，发枪，参军了，进了篮球队。他说我是县长。贺龙说县长你不要当了。欧阳山尊也是叫贺龙“扣”下的，在一二○师当火线剧社的社长。

我那时拍了《日出》。吕正操有时晚上派警卫员来找我，说：“司令员找你。”

我问：“什么事？”我骑着马到了司令部。他说：“我睡不着，找你聊聊天。”

我们从托尔斯泰聊到泰戈尔、罗曼罗兰……他喜欢唱戏，过去唱过京戏，在旧军队里呆过，我们聊到上海舞场……走的时候，他说送你两盒烟。

后来吕正操提出让我拍《日出》，我就拍了《日出》。因为我给曹禺的《日出》搞过布景，也演过一个角色，有一些经验，在敌后我也可以拍《日出》。

《日出》的演员都是“土包子”，农民挺多，有的是北京的初中毕业生参加革命的，没见过这种场面，穿过西装没穿过高跟鞋。演顾八奶奶的叫刘艳锦，她是北京的初中生，参加革命到了晋察冀，演方达生的叫陈静波，都是“土包子”。没有沙发，我们就把几个行军的背包连接起来，竖的两个，后边摆两个，拿绳子一绑，拿个毯子铺在上面。没有高跟鞋，画个鞋底子，找农村的铁匠，打一个薄薄的铁底子弯起来，上面钻很多眼，用针缝在鞋底子上，做个木头跟，钉子钉上，很漂亮。做旗袍、花衣服没有花布，我们那时候穿军装，我就拿土布画花布，然后拿着画好的花布来裁旗袍、做花衣服，什么都是自己搞。

演出那天，我记得程子华做了开场讲话，很隆重。他说：“这在冀中的文化史上是一个转折，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感谢剧团，也感谢凌子风。”

我们从天黑演起，演一场拆一场布景，再搭下一场布景，直到天亮才演完，整整演了一夜。演完了，大家叫：“日出，看日出。”“陈白露”说：“太阳要出来了，但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天真的亮了，观众该行军了。还有时演着演着，“嘭！嘭！”敌人打炮，赶快演完，演完收拾起来，我们也跑了，那时候搞工作很有意思。

我是1941年回“西战团”的。“西战团”的政委去找我。他化了装，扮成老百姓，跑到我们住的村子里，也不去找领导，就住在村子里。

我一出来看见他说：“嘿，你怎么来了？”

“你别吵，跟我来。”他说，“你赶快跟我回去，咱们逃回去。”

我也正想回去。我说：“走。”我跟“西战团”有感情了。他带来一大堆信，每封信都是骂我的，什么都有，有的甚至骂得很难听：“凌子风，你做官，当了社长就不回来了。”

我说：“我要回去。”回去找剧社领导谈判，结果领导说：“听凌子风的意见，他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这边说：“你要跟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