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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马马虎虎拍了两张。
那天,艾丁的兴致被自己失败的拍摄行为败坏了。促成他讲述这些故事的原因,除了对讨论问题有益外,与他的那些“难堪又滑稽可笑”的记忆,及其对待别人同样行为的态度也一定关系极大。
另一件事情是这样的:
我同乌兰陶格牧业社主任朋斯格去牧场上检查过冬准备的情况。他们本来是在屋子里谈话的,我为了拍照在构图上显示出社主任是来这儿检查工作,便要他和被检查的人在羊草堆前,或在羊群前谈话,他们这样做了两三次,完全是为了我拍照。在我拍照的时候,我要他们谈话,他们便叽里咕噜地说了起来,他们说的是蒙古话,我也不知说些什么,也许当时他们谈的根本是与检查过冬无关的事情。
这一次,他似乎多少有些心安理得。
不过,这样一位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记者最后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像我所说的和我个人所做的那种组织加工,恐怕在摄影记者采访中不是个别的。我认为应该好好讨论“组织加工”问题,否则,摄影报道中的“客里空”是无法消灭的。
艾丁的看法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讨论中出现了对这类问题完全相反的认识。这一年中,围绕“组织加工”与“摆布”的问题还有更为复杂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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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摆平
这一年的6月25日,一位叫张文硕的同事却并没有觉得陆轲昆独仑河大桥照片的拍摄过程有什么“难堪”与“滑稽”。他对这张照片做了颇有诗意的解读,在他看来,这张照片完全达到了艾丁声言的“原有的那些宣传目的”:
陆轲同志拍摄的“包兰铁路北段昆独仑河大桥架梁完毕”,是一张吸引人的好照片。它完美地反映了昆独仑河大桥桥梁架设中的真实面貌。人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在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上,天空是白云片片,地上是无数的羊群,巨大的起重机正在安装钢筋混凝土桥梁。这张照片构图比较完整,层次比较多,色调比较明朗,表现了草原上的景色,有牧区特点,也显示了我国铁路建设的规模。
作为内蒙古分社的记者,艾丁在总社的业务研讨中把分社同事的“丑事”捅出去,在自己身边会有什么反响呢?分社的领导是如何应对这一自己单位内部“抖搂”出来的问题呢?显然,对总社,分社的领导要规避自己的责任,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使自己管辖区域内出的问题成为外界议论的焦点;对内,面对下属,又面临着把事情“摆平”的局面,他们站在哪一方呢?
这年年底,分社的工作总结中出现了一段有趣的话:
记者的思想情绪是稳定的,工作也是刻苦努力的。特别是陆轲同志到东部的乌启罗夫报道了鄂温克人,跟森林调查队到人烟稀少的森林里去进行调查,生活比较艰苦,并且圆满完成了任务。
对陆轲的“特别”表彰,是否意味着对艾丁“揭短”行为的否定呢?如果艾丁的行为得到了总社某些领导的肯定与支持,分社对其行为进行否定显然是不明智的。况且,这股风到底会刮几时,刮向何方呢?此时,分社领导没有把自己吊在一棵树上,他们为自己的进退都留了路。在这篇总结提到的“工作中的问题有以下几个”之第五条,也就是最后一条,提出了“应该引起重视和注意”的问题:
记者过多地强调了内蒙古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使人们对内蒙古地区产生了一些误解,甚至不真实的感觉。譬如,报道的赛漠塔拉车站附近的羊群和河套浇地的一些场面,都是让羊来衬托画面的。
整个总结中,没有提到艾丁的名字,但涉及到了陆轲,从字面上看,对陆是表扬的。不过,了解背景的同事们必然知道陆也有“应该引起重视和注意”的问题。分社在总社面前保护了可能受到艾丁那篇文章“伤害”的下级,又不动声色地指出了陆轲的问题。没有提及艾丁显然是出于淡化问题的考虑。这篇总结显示了这家分社新闻官员的应对智慧。
可内蒙古分社另一位同事袁汝逊,却在1957年到来后的第11天,以个人的名义对“艾丁同志所揭露的事实”,表达了“不同的见解和认识”。这些不同的见解和认识,无意间透露了当年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文字”与“摄影”在“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上的不同理解,或者,推而广之,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这两个同一战壕不同群体的“门户之见”:
艾丁同志对摄影是有兴趣的,但是毕竟不是专业,因此选择这样两个人的事例来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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