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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态度的的国会议员们，也不能通过公众压力战胜他们。共和党人也确实如此。另外一个“战争房间”的诞生给另一党派中对手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我们不是在谈判而是在无条件投降。纽特·金格里奇也持同样态度，他把卫生健康计划当作他征服众议院的最好工具，因此，他也决不妥协。但我们应该看到“战争房间”不能带来两党联手，只会破坏这种联合。

在追求完美中忽视了力所能及。我直至最后仍然坚信能够达成妥协。劳埃德·本特森还在参议院时，他开发过一项计划，此举可作为打通两党通道的谈判基础。如果这项计划的内容继续得到人们的关注，它的价值就会进一步提高。在第二任期竞选中，克林顿还会得到选民的进一步改革的授权，那时他仍然很强大，改革计划会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获得通过。

回顾过去，卫生健康改革与罗纳德·Ａ·海费茨在他的《领导艺术的难点》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适应性工作”完全一致。海费茨论证了领导者不应在一些公众问题上高屋建瓴去寻求解决途径，而应发动手下人在社会的理解与社会行为的变化中开展工作。如果林登·约翰逊在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中期简单地将民权议案送往国会，他也许不会成功。约翰逊首先把社会热情调动起来，当公众态度成熟且对他有利时，他使立法成功地得以通过。遵照这一路线，我们就会把卫生健康改革做得更好。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8）

岌岌可危的跷跷板

至今仍有一个疑团：我们在卫生健康改革中为什么犯了这么多错误？未来的白宫工作中如何避免此类错误？这两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总统、第一夫人、艾拉、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政府工作之中。我多么希望我能做得更出色，将卫生健康提议推到前台，虽然我影响甚微，但我也应尽全力。

从总体上看，白宫缺乏经验是失败的最致命原因。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以辛辣的口吻严正地指出，当总统们采取大的举措时，此时总统强而有力，但他的团队缺乏经验，就容易犯错误。即便是像克林顿这样有天资的总统也不要指望左右国会，强行通过如他的卫生健康计划一样重大又颇具争议的提议。除了缺乏经验以外，还有标榜自我一贯正确的盲目的理想主义。这是白宫的通病，这一痼疾同样折磨着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克林顿的派系中，普遍认为共和党人不顾大众，以至于人们倒向民主党所施的骗术。人们显然发现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诺伊施塔特提醒我们，傲慢比无知更危险。

在此我必须表达我的一个观点，这是此案例中导致我们犯错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将它写出并不是心存恶意。克林顿总统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智慧上都不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全然不像是在预算问题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斗争中的那个他。诚然他推动卫生健康改革已经尽力，并为它获得通过而战斗，但在计划筹谋、说明解释、最终结果等重大方面都没有表明自己独立的判断力。他虽然参与了全过程，但始终没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也从没有运用行政资源争取提案的成功。

事情还得回到他与夫人的伙伴关系的实质上，同时也要考虑他的过去如何影响到他们的伙伴关系。请她领导卫生健康计划的改革本来是个好主意，她聪颖，善言辞。但让她担当该计划策划的重任并使之在国会中通过，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历史上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难当此任，克林顿夫人也不例外。

策划这一项目的职责本应委命给负责卫生健康内阁领导官员唐娜·沙拉拉，就像预算项目的策划职责应由预算部主席承担一样。沙拉拉夫人曾成功连任两届大学校长，是一位精明的政策制定者。只要总统根据目标提出指令，她可以收集部门专家的意见，并与国会、内阁、学术界及院外团体一起开展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使白宫拧成一团。总统、第一夫人、艾拉可在旁督导。这样就可以制定出与总统预期目标尽可能接近的计划。总统可退出第一线，他的工作重心应放在负责它的通过上。第一夫人也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是体制运行的方式，它曾在社会政治中带来过突破性的变化。

总统无意中给第一夫人委派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在全国公众论坛上“收集事实资料”时，发言人会投其所好。在她发表个人意见时，又很少有人反驳。在国会中，多数参议员及众议员们都较为顺从，不愿如实相告。她宛如一个有许多奉迎者的大财主，永远摸不准谁在说真话。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