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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和平协定、开展了副总统主持的重新“塑造”政府的努力，再加上第一夫人的卫生健康改革计划公布，他通过任期中实实在在的政绩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克林顿日子好过多了，看起来他又成了伟大社会变革新希望的化身。

有些评论家说，这种转变时期开始于我到白宫前后，所以主要功劳或许应归于我。全然不是这么回事。我只不过是起到辅助作用的人员之一，克林顿才是这次东山再起的总设计师，就像他在生活中的其他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克林顿本来已经为自己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可他现在要振作精神爬上来。他善于重新发现自己过人的力量，并使它们成为自己的优势所在。他手下的人只是为他创造出一个支持环境。我们加强了白宫的管理，使他不被混乱缠住身子。我们热情地对待他，他成功，我们为他欢呼；他失败，我们为他鼓劲。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我们为他创造他独立完成工作的“安全空间”。

我年轻时就知道那些当总统的人对工作的意义通常比手下的人理解得更清楚，他们是百姓选出来的人，可要是他们的雇员参选可能一票也得不到。保守派说过：“里根就是里根。”这是正确的。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说法么？我想还是说“克林顿就是克林顿”吧。老实告诉他你对他的的真实评价，但是不要用你的评价取代他的。相反，雇员应该让总统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克林顿夫妇都急于建立白宫新机制。一些变化只是表面文章，但在白宫的小天地里却是惊天动地的，比方说，任职初期，斯蒂芬波洛斯打算保持记者采访通道畅通，可是希拉里和苏珊·托马斯却想让他们躲到马路对面的老行政大楼里去。作为一种折中的方式，记者接待室和新闻署长之间的门封上了。记者们必须事先得到允许才能采访斯蒂芬波洛斯和迈尔斯。这个通道以前从来没有阻塞过，记者们对这种变化立刻觉得反感，斯蒂芬波洛斯和迪·迪也不高兴。

我和希拉里的第一次谈话，就谈到请她让人把门重新打开，她立刻就同意了。她甚至奇怪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做。尽管这只是个微小的举动，新闻界还是把它看作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它预示着更美好的前景。接下来的那个阶段证明记者们的判断是对的，克林顿夫妇同意更多地和新闻界接触，还请他们参加了那年夏天的一系列宴会。克林顿因为感到记者们不再逼迫他，就不觉得那么紧张了，也恢复了他谈话时的轻松感。与新闻界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在信心的鼓舞下，克林顿把视线同时聚焦于其他权力中心。较长时间以来，他只是把对外政策当作杂耍，好像他正在对外交政策专家说：我处理国事时，让世界上太平点儿！冷战时期，总统们一般得花６０％的时间处理外交事务。布什时期，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７５％。克林顿当政早期把这个数字颠倒了过来：国内事务占据了７５％的时间，外交事务的时间还不到四分之一。外国大使们对他们的政府首脑排不到克林顿的日程上去十分恼火。一架小型飞机在白宫草坪上坠毁后，人们开玩笑说，那是中情局吉姆·伍尔西局长想要得到召见。半个世纪以来可还没有哪个总统对偌大的世界如此淡然。

既然又出现了漏洞，克林顿只好更加听从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和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建议。他们告诉他说他有能力成为外交政策强硬的总统，但他得参与到外交事务中来，不是修修补补。每天都应有一个全面的简报，应定期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每周还应与国务卿单独会面，他的日程表应把外交政策作为白宫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接受了其中一些建议。可他还是不积极地去仔细考虑外交事务中的问题，因此作出的决定往往是虽显得机敏却过于简单化。可毕竟他有所改进。一般来说，他最终能够处理好外交政策的大问题。

我们也在努力放缓白宫里的运作速度，以便减少混乱，让他有机会喘息一下，也好进行深入的思考。历届白宫政府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混乱。里根开玩笑说，他的白宫里能手也不知道其他的能手在做什么。但是克林顿的白宫早期的混乱令人难以容忍。爱整洁的副总统戈尔用了一个恰当的类比：我们就像１０岁的孩子在踢足球，没有人站好位，所有的人都围着球挤做一团。

的确如此。当总统准备到玫瑰园参加一个公众仪式时，因为这种场合总要邀请记者来公开提问，所以总有１０到２０名工作人员冲进总统办公室，转来转去，雨点般地扔给他一些相互矛盾的建议。一个人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另一个塞给他一张小纸条。所有这一切虽都是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