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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这一过程应该组织得非常严密，就算是细微差别也要斟酌几个小时。最后的定稿往往既有深度，又有保存价值，这就是我习惯并推崇的体系。

由此可见，当我初到福特班底时我是多么吃惊。每周福特会和撰稿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其实他们定期举行面对面对话的确优于尼克松体制，但是会议本身对于杰里·福特来讲是一种煎熬。先是哈特曼或一名演讲撰稿人会提醒总统五天以后，比方说，要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面，然后给总统一份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的稿子，并把它分发给房间里的其他１０人或１２人。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包括那个分发稿件的人此前没有读过这篇稿子，一般先是看第一页，我们都在那里默读，之后福特征求我们对第一页的意见，讨论一次，然后修改。接下是第二页，默读，再讨论，修改。第三页，依此类推。我不禁自问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把讲演稿先发给我们看，然后在坐下来商量前把意见集中起来？在不明了讲演朝什么方向发展，同时不清楚整体结构的情况下，怎么能从逻辑和结构的角度对第二、三页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难道我们坐在那儿仅仅是改改修辞，找找排印错误吗？再说，这会一开就是两个多小时，这不是在吞噬总统最宝贵的财富－－时间吗？福特脾气太好了，居然不阻止这件事，而且那时无论是切尼还是别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替他阻止，我感到太没劲了，最后请求从美国总统在场的会场上起身告退。他们对总统的所作所为简直让人忍无可忍。

然而，与后来有一天发生的事及其危害性相比较，这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混乱的体制下，一名白宫办公厅成员竟然在没有任何其他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私自与总统见面讨论政策问题。毕竟，福特是车轮的轴心嘛，他是他自己的办公厅主任。１９７６年的一天，约翰·邓洛普这位颇受尊重的劳工部长心急火燎地去找福特以寻求总统对《土地纠察法案》的支持，这项法案旨在解决劳资双方长期在联合抵制问题上的分歧，其实这是一个异常微妙的经济问题，总统在做出决定之前应当广泛地听取国务院其他成员及白宫办公厅成员的意见。这也是个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尤其是罗伯特·乔治恩这位拥有实权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建筑贸易部长，他很可能被说服在１９７６年的大选支持福特。简而言之，劳动部长本来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但只能是在白宫办公厅主任在场并搜集到足够多的材料的前提下。但在“轴辐”型政府中，总统在事先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竟答应和他单独见面，如此一来，真的是引火上身，结果表明，正是这样。

杰拉尔德·福特4　一个有个性的人（7）

和福特私下密谈后，邓洛普深信他已得到了福特对《土地纠察法案》无条件的支持，而福特却认为他只是在资方同意本法案前提下才支持。当邓洛普宣布福特的支持意见时，国会通过了这项法案。但这却引发了一场风暴，资方立即表示反对这个决定，大约有７０万封抗议信和卡片从各地方建筑商那里雪片似地飞向白宫，多数是坚决反对。就算对尼克松的豁免也好，没有哪位总统的行为招来这么多的抗议信。内阁的其他成员敦促总统否决这个议案，经过反省，福特这么做了。当初给邓洛普和劳工发出了支持讯号，可总统现在反悔了，这当然是明智之举，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邓洛普辞职，乔治恩也放弃对福特的政治支持。无疑，轴辐体系瓦解了。

切尼逐步赢得了总统的信任，得到了政府组织中更多的权力。里根在共和党初选中咄咄逼人，福特意识到必须使白宫运作更高效，否则他的政治生命就到头了。１９７６年夏天，切尼最终成为传统意义上共和党办公厅主任，福特和白宫最后能够全力以赴。他重新请出了竞选老手斯图尔特·斯潘塞和鲍勃·蒂特及媒体策略专家杜格·贝利和约翰·迪尔多夫，福特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他几乎摆脱了杜鲁门曾经历过的各种困扰。虽然保守派不承认，可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迪克·切尼，他用新霍尔德曼方式管理白宫，只是没像霍尔德曼那样专横跋扈、滥用职权。

在我看来，领袖应从中吸取两条教训。

最重要的是要有运转高效、纪律严明的组织体系。艾森豪威尔说得对：严密的组织不能保证成功，但没有严密的组织却一定会失败。福特明白得太晚了。我们后来看到克林顿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福特的做法也有自己的理由。罗杰·Ｂ·波特后来指出：“轴辐概念最大的优点是建立了一种开放的并可以达到的氛围，这正是福特渴望建立的个性鲜明的政府，同时也强调了在总统总揽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