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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把他们划出圈外。哈特曼视他们为御卫队的新叛党首领,并尽可能排挤他们,尤其是在给福特撰稿方面,哈特曼认为这是他的领地。对于拉姆斯费尔德和切尼来讲,与哈特曼合作也是相当困难的,他所用的人都是摆设,在大学球队里二流都算不上的,就更别说在国家足球联盟了。
有一件事很快证明了哈特曼的新成员乃龌龊之徒。在老办公楼的一个办公室里,他安排了一个撰稿人,这家伙看上去好像每天都穿一身制服来上班,然后换上旧裤子,他声称这是“我的写作裤”。在午饭前,他换上制服,午饭后,再换上他的写作裤,下班前再换回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个癖好,直到有一天下午的晚些时间,一个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走进他的办公室清扫房间,他跳起来公然在她面前换裤子,女服务员冲出房间。第二天下午,女服务员小心翼翼地又来到他办公室清扫房间,他又起身想非礼,“我告诉你,”她跟他说,“这儿的人都是绅士。”他冲出房间,再也没回来。我不知道后来这家伙怎么了,不过,谢天谢地,他很快从白宫消失了。
哈特曼自己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来,他起草的福特就职讲演稿就是对总统独一无二的贡献。但是他在选拔人才上缺乏眼光,雇佣了那种穿短裤写作的人,他精心地保护着他们的工作不受到御卫队员的威胁。拉姆斯费尔德、切尼和他们的同盟者失望之余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能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写点稿子,他们好偷偷地给总统。不久,哈特曼就发现了,并把我也看作御卫队创办人之一。
送稿给福特也不是一帆风顺,有一次我写给总统的稿件给他惹过一堆麻烦。当时纽约市财政大幅度滑坡,纽约市官员向华盛顿求救,政府拒绝了,福特想在1975年10月份以讲演的方式告诉他们。哈特曼的人急忙赶出了一篇稿子,我也暗地里写了一篇。我写的是严厉抨击的文章,希望如被采用,我将在白宫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努力措辞,逻辑严谨,用的是典型的为总统撰稿的步骤。但我们这样秘密行事的结果却使我远离了白宫的大门,而且令我惊讶的是一些我没写的内容竟然出现在文章的最后,粗糙生硬之至。第二天《纽约新闻日报》刊登令人捧腹不止的头条新闻,题目为“福特让纽约慢慢垮掉。”这个标题使福特的政治顾问们慌恐不已,并且肯定,民主党在此基础上定会大做文章,在1976年竞选中以此做宣传反对福特,吉米·卡特那年秋天让纽约振奋了一把,他的选票直线上升。当然,那个题目的效果到底有多大还不清楚,但它肯定没起好作用。
1975年年末,福特改革其管理制度?熏把拉姆斯费尔德派到国防部,把切尼升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也结束了我捉迷藏的游戏,切尼把我请回来做咨询总顾问,并建立了一个小型联络工作室,把焦点投向电视。比尔·西蒙祝福我又一次回到了白宫。那时通货膨胀的影响无所不包,甚至影响到了工作头衔,使我受宠若惊的是我竟被任命为总统特别顾问。
从那以后的24个月是我在政府工作最开心的日子。杰里·福特的宽宏大量使每个人都愿意加入到他的团队中去。他在公众事件上的态度,即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强硬路线,紧缩财政、社会问题温和大度,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办公厅的成员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都与总统的信仰一模一样,但最基本的默契是永远都需要的。明智地说,我在福特,实际也包括尼克松,比在里根或克林顿时期更感到得心应手。除此之外,福特周围的人也大都具有公众精神,是一些忠实可靠的人,他们努力恢复总统的凝聚力和道德权威。尽管有时也为一些事情发生内部过争吵,但福特的白宫确实是个工作的好地方。
杰拉尔德·福特4 一个有个性的人(3)
福特初任时的警世轶事
我返回白宫时,福特还在一开始就很棘手的总统位置上煎熬着。人们都说,一个演员的开场和收尾对于整个表演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开场决定着他接下来表演的好坏,收尾是人们离开剧院后头脑里留下的对于表演的印象。这一点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其他领导层面都适用。
作为总统的杰拉德·福特当然也是如此,就职讲演使他顷刻间受到了整个国家的爱戴,这个就职演说对于被丑闻、战争、经济恶化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慰藉。福特的温文尔雅、毫无伪饰恰恰是人们所寻找的稳定的力量。一天早晨,隔壁的记者发现他给妻子贝蒂做早餐,与平常人别无二致。专栏作家发明了“英国松饼历史论考”,意思是说任何一个好得能给妻子做松饼早餐的男人,就一定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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