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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干得完美无缺，而且几乎没付出任何代价。水门事件被揭露时，齐格勒每天都接到新的指令，让他发表不真实的声明。据我观察，齐格勒本人对此并不完全知晓，直到有一天有人揭开谜底，但对他来说为时已晚。他对此深表怀疑，但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要深入了解事实真相困难重重。尼克松和霍尔德曼不停地利用他。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７日，也就是约翰·迪安辞职几天后，是新闻史上最低潮的一天。随着形势日益明朗，尼克松读到了一篇声明：允许所有政府职员同检举人谈话，并对此承担责任。齐格勒受命去宣布尼克松的声明是“有效声明”，在《时代周刊》的Ｒ·Ｗ·爱坡的督促下，齐格勒后来被迫承认他所有先前的关于水门事件的声明都是“无效的”。意思是：从一开始起我就一直在撒谎。从那以后齐格勒的简报便被打入了地狱。

除记者室的讲台之外，尼克松还有两条控制新闻报道的策略，一是切断信息流动——泄密。记者们像对付约翰逊一样把他逼得疯狂，而且尼克松也跟约翰逊一样认为要进行电话窃听。１９６９年５月，在他就职典礼不到４个月，威廉·比彻在《纽约时报》上报道了美国正在秘密轰炸柬埔寨，说这篇报道实际上基于一位在柬埔寨的英国记者的现场报道，（真是咄咄怪事！）但它看来好像来自政府内部。尼克松和基辛格马上行动，他们一起发出命令，让联邦调查局进行多达１７次的窃听。４次窃听针对记者，大多数窃听针对政府官员，（包括安冬尼·莱克，后来成为克林顿首任国家安全顾问。）有一次窃听是针对尼克松自己的兄弟唐。尼克松认为根据１９６８年犯罪控制法案，这些窃听是合法的。１９７２年最高法院裁定它们非法。史蒂芬·安布罗斯指出，尼克松知道他后来下令对专栏记者约瑟夫·克拉夫特进行的窃听是违法的，联邦调查局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最后霍尔德曼让一位退休的纽约市警官安装了窃听器。电话窃听根本未找到泄密者，它却使当时的政府走上一条通往更大丑闻的道路。

白宫的另一招是用政府的高压手段来对付新闻界。１９７０年夏天，杰布·斯图亚特·马格路德写了一份备忘录给霍尔德曼，并抄送给了联络部主任赫伯·克雷恩，该备忘录中有用心险恶的建议。其他反对新闻界的策略还有，马格路德建议白宫安排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抨击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并怂恿一名参议员或国会议员给联邦通信委员会写信建议由联邦通信委员会给单干的记者颁发许可证。

虽然司法部官员们总是声称自己独立于白宫行事，但非常奇怪的是１９７２年４月，三大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诉讼。哥伦比亚公司抱怨政府用非法的规定来禁止、吓阻和约束对总统及其任命人的批评。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５日的谈活录音表明，尼克松告诉约翰·迪安和霍尔德曼，如果《华盛顿邮报》所属的一家电视台来联邦通信委员会办许可证，就“让他们见鬼去吧！”１９７３年初，尼克松的同盟者否认他们受到白宫的怂恿，在佛罗里达州的《华盛顿邮报》所属的两家电视台申请许可证时进行了刁难。司法部否认因为受到白宫的压力，在１９７３年要求联邦通信委员拒绝给四家地方报纸所属的电视台和电台颁发许可证，这四家地方报纸中的三家经常攻击尼克松。政府机构突然采取行动，反对新闻机构，这发出了一个明显又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幸运的是，这种挑战法律的行为从未走得很远，电话窃听和其他滥用职权行为也未走得很远。我们这些白宫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事儿的存在。尽管它们显然与前面所叙述的我们的行为相关联，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场尼克松对新闻界所发动的个人战争，他觉得新闻界也在同他斗，最终爆发成公开的争斗，这不仅削弱了他的政府，而且在此后多年中也有损于总统这一职位。至于比尔·萨菲尔事件，并不是尼克松垮台的惟一原因，但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这有损于总统这一职位。由于人们一次次回想起越南战争问题和水门事件，政府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这两个影响巨大的事件代表了２０世纪新闻界和政府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尼克松却喜欢这样说：“要把它完全搞清楚，”要把总统凭公开和直率的名声来公正地领导他人的能力搞清楚。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7）

人人自危的内部统治

刚才描述的大多数内容，我都没有亲眼见到，我的职位太低了，很多决定都是由高层人物在大门紧闭的房间内做出的，跟大多数人一样，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我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