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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克林顿夫妇这样的处世哲学是有原因的，即他们反对者的不公正。从小石城到华盛顿，狂热的控告者们编出他们夫妇无耻的故事，来达到破坏的目的。看到克林顿家人的私人生活如何被搞得一团糟，以及他们在阿肯色州的朋友如何因被纠缠不清而被迫说出实情，人们就会同情和理解克氏为什么总是拿起盾牌来保护自己了。他们知道如果一旦承认了一个极小的错误，马上引起轰动，他们的反对派将无限扩大对他们实施攻击。

他们的经验证明在回答指控者们的提问时应该十分小心，这并不意味着森严壁垒、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如果说在还击中，总统充当的角色是避雷针的话，白宫必须谨慎行事，必须要将怀有恶意的人和有正确态度的人区别对待。对于狂热者要知道真相的要求可以紧闭其口，但对于主要的新闻机构、国会议员及适时指派的联邦检察官应该给予坦白的答复。不幸的是，克林顿政府陷入了一种对指控者的愤怒当中，以致给所有人的答复都一样：“混蛋！不知道！”总统似乎一直在否认。

对新闻界的愤怒

克林顿对待新闻界的态度，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透视他的领导工作。在当代，他对于新闻界的操纵是最具侵占性的，有时这种过纵已经成为他管理政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事实上，新闻界的变化是他强制推行的。在我离开里根内阁９年之后，多数时间都在新闻界度过。但当我回到政府，我惊奇地发现新闻界面临的挑战是多么巨大。在西翼厅草坪前不再是只有四五架摄像机，我现在数了一下，居然多达２４架。新闻界也变得有连续性了，以至于新闻局要一天２４小时筛选信息并接听电话。ＣＮＮ已成为每届政府向世界发送信息的最快途径。

更令人生厌的变化是，许多记者似乎比２０年前报道白宫的记者更加愤世嫉俗和武断。当然也有明显例外的，像汤姆·弗里德曼、Ｅ·Ｊ·迪翁和罗恩·布朗斯坦，这里只提其中的几个。我还没有提像卢·坎农这样的老一代记者，虽然他的问题很尖锐，但报道却很公正。在时下新闻行业的出发点似乎已偏离到错误的轨迹上，当今媒体所得到的回报必然是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流言蜚语。

近来对于进入公众服务业的人来说，不容易看到业绩。当我１９７１年加入尼克松政府时，大家普遍认为如果你在政坛中干得很好，很体面，那么在离开内阁的时候就会有更高的声望。但今天，如果你努力工作，也很体面，在离开政府时最好的期望也只能是名誉没有受损而已。

在与克林顿共事时，我曾经历了风风雨雨。《纽约时报》有三四篇文章对我进行攻击，其中一些批评是公正的，而另一些却使我感到困惑。然后，报社派一名记者又到国务院采访想从一个新视角挖苦我，许多同事，包括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为其讲述了许多关于我的正面的事迹，对此我深表感激。编辑排版的时候，这篇文章并没有发，他告诉我说他的编辑们想让他报道我的内容更多一点，他也确实那么做了，但它最终仍未发表。我深感好奇，就与《纽约时报》进行另外联系。“它被封杀了，”对方说，“宣传太过正面化了。”我问编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他们感到你还没有挣够赎金”。我反问是什么赎金？“为里根工作的赎金。”他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于是我对于克林顿政府的多次受挫和他们对新闻界的产生愤怒感到理解，尤其对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这种感受更为理解。他们有理由设立控制性机构，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一些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快速反应”小组工作效率非常高，对于总统的消息总是能在传到外界之前就已经有所报道。在打击指控人方面，他的班底完善了“处理文件”的艺术，即在对手泄露给国会或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之前就已经把许多文件交给了媒体。迈克·麦克卡瑞作为新闻署署长因此获得了赞誉。

但我担心克林顿夫妇给新闻界施加太大的压力而使他们的关系过于僵化，如果能够更开放一些并且更加尊重记者的话，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建立起有建设性的关系。信任是相互的。去年，克林顿似乎过于愤怒，气氛注定不会友好。更确切地说，正如新闻署长乔·洛克哈特公开承认的那样，许多白宫的工作人员在超越合法界限编造事实，虽然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经常出现，但经常在电话里，或是匿名的私人谈话中，对记者或遮遮掩掩或赤裸裸地说谎，以使总统、第一夫人或他自己保有一种讨人欢喜的形象。

从里根时代起有人开始了“编撰故事”的行经，我当时对政府的这种腐败感到极为震惊。我不禁要问我们怎么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