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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学校里就出现了大字报，标题醒目地写着：“揪出××内奸”！

哎呀呀！我们爱戴的班主任居然是个“内奸”？

原来，班主任在一次夜里“看守”校长的时候，偷着对他讲：“你有什么要说的，我替你记下来，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还你清白的。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我偷偷给你去办，你现在一定得要挺住……”　谁会想到隔墙有耳，这番话就被某人听见了，这某人却不像我们班主任那样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而是偷偷报告了“工宣队”。于是，一帮人“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我们的班主任就这样被抓了个“现行”。

班主任被抓起来以后，学校里出现了针对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并传来消息，说要召开她的批斗大会，而这第一场批斗会就是在她教过的班级，我们的班上举行。

有那么几天，这批判稿让我是憋来憋去，死活就是“憋”不出来。就在我正为这个难心事儿犯愁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吓得我两三个晚上都没能睡好觉。天哪！我们的班主任竟跳了护城河，“畏罪自杀”啦！

据说，导致她自杀的原因，并非是“夜里串通黑帮”的“内奸”罪名，而是在她的住处翻出来了一本“日记”。那上边有一则是“极其反动”的，被人当作罪行公布了出来，她写道：“某年某月某日，阴，时有阵雨。

今天，我和很多的同志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活动。在人们的欢呼声和拥挤中，我不小心摔了一跤，于是从我的兜里掉出来四个字：魑——魅——魍——魉！”

我不认识这四个字，更弄不明白她写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大字报上说她是“恶毒之极！”如此看来，她是必须得去死的。

但是，她的“批斗大会”照例还是要召开，在学校的那个破土台子上，校长和另一个“黑帮分子”一左一右地扯着一张浅绿色的大字报纸，那上边用毛笔画了个浑身湿漉漉的女人，写着的名字是“××”，并被打着黑叉子，这肯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了。人们冲着两个“黑帮”之间的这张大字报纸喊口号、挥拳头，表现得“义愤填膺”。因为那大字报纸上画的这个“内奸”，甭管画得像与不像，她的“罪恶”都是在其他“阶级敌人”之上的。

我们班的学生各个张着大嘴，瞪着眼睛，大气儿都不敢喘，非常严肃。严肃得让那个叫什么“向党”的同学，赶上如此重要的活动场合，竟然没了心思再去沏一壶红糖水，竟然就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和女生逗闷子的机会……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我始终惦记着我们班主任那“悲壮的一死”。如今，我比她死去时的年龄还要大些，但却没有心境去评判，当年班主任的死，是罪恶演绎的悲壮，还是悲壮演绎的罪恶？

我的六十年代，如烟霭，如虚幻。激昂之中埋着惶恐，热烈之间藏着焦虑。但我总的说来还是“知足”的，即便在我爸不断的吐血和我们家不断的动荡中。毕竟我们家还是完整的，毕竟亲人们都还在，较那些被毁灭了的家庭和那些被逼上绝路的人一定是强多了，譬如：我那“永远的班主任”。

第四章“卧游终日似家山”

——和胡德平在一起

梦续西山

据说在人的一生之中，接触到的某些人或某些事，往往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兴趣甚至改变你的理念。

在我风华正茂的年代里，我的确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因此我是幸运的。即便这种接触是很平常、很短暂，但对于我内心世界的影响之大，恐怕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可能会是终我一生的。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德平。

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开始对一门本已经是毫无血色生机的语言——“满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这人有骨子邪劲儿，学什么不见得能“成什么”，但确实是学什么就“像什么”。于是，会干活的就不如会吆喝的，我独辟冷门，一夜之间成了个“能翻译满文的清史爱好者”。于是，就有特热心的人，将我这“邪门歪道”介绍给了胡德平老师。

一身灰色的“的卡”布中山装，一双蓝色的旅游鞋，一副白色有机玻璃框的眼镜（有一只镜腿儿是断的，用白胶布缠着），一辆“二六”的凤凰牌自行车。身材不高也不魁梧，语调缓慢，缓慢得甚至略带点口吃，却是说话深思熟虑。

这就是我初识的胡德平，地点是在香山的山间小路，时间是1982年的夏天。

自打我顺着我姥姥的手指，第一次眺望了西山之后，我就注定与这片燕山山脉的支系，结下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