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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走向怀疑，使我越来越看不到真正的自我，这自我就像被伟大而繁荣的文明之明证所窒息的大陆，已经沉入海面以下。巨大的自我被淹没，人们观察到在海面之上狂热地动来动去的东西，是搜索其目标的灵魂的潜望镜。如果我能再升到海面、踏浪前进的话，一切进入射程的东西，都必须被摧毁。这个怪物不时升起，死死地瞄准目标，然后又重新潜入水中，漫游，不停地掠夺，一旦时机到来，它就会最后一次升出水面，显现为一只方舟，把一切都成双成对地放到舟上，最后，当大洪水消退时，它会在高山之巅靠岸，敞开舱门，把从灾难中抢救出来的一切还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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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九章（2）

如果我想到我的积极生活时就时常发抖，如果我做噩梦，这可能是因为我想起我在白日梦中抢劫和谋杀的所有那些人。我做我的本性吩咐我做的一切。本性永远在一个人的耳朵里小声说——“如果你要活下去，就必须杀人！”作为人类，你杀起人来不像动物那样，而是自动地；杀人被乔装打扮起来，后果无穷，以致你杀人连想都不想，并不是因为需要才杀人。最体面的人是最大的杀人者。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人类服务，他们真诚地这样相信，但是他们是残酷的凶手，有时候他们醒过来，明白了他们的罪行，就狂热地以堂·吉诃德式的善行来赎罪。人的善比人身上的恶更臭不可闻，因为善不是公认的，善不是对有意识自我的肯定。在被推下悬崖的时候，很容易在最后时刻交出一个人的全部财产，转过身去最后拥抱留在后面的所有人。你怎么来阻止这盲目的冲动？你怎么来阻止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推下悬崖的自动过程？

我在书桌上挂起一块牌子：“进到这里来的人们，请不要放弃一切希望！”当我坐在书桌旁的时候，当我坐在那里说“是”、“不”、“是”、“不”的时候，我带着一种正转变为狂乱的绝望，明白自己是一个傀儡，社会在我手中放了一把格林机枪。最后，我做好事和做坏事没有什么区别。我就像一个等号，大量代数式般的人性都要经过这等号。我是一个相当重要、正在使用着的等号，就像战时的一个将军，但是无论我将变得如何胜任，我也绝不可能变成一个加号或减号。就我所能确定的情况而言，任何别人也不可能。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建立在这个等式原则上的。整数变成为了死亡而被调来遣去的符号。怜悯、绝望、激情、希望、勇气——这些是从各种不同角度看等式所引起的暂时折射。通过不予理睬或直接面对并写下来，从而阻止这无穷无尽的把戏，这也于事无补。在一个镜子宫殿中，你无法不看自己。我不要做这件事……我要做某件别的事情！很好。但是你能什么也不做吗？你能停止对什么也不做的考虑吗？你能绝对停下，不假思索地放射出你知道的真理吗？这便是留在我脑海中的想法，它燃烧着，燃烧着，也许在我最豪爽、最精力充沛、最具同情心、最心甘情愿、最乐于助人、最真诚、最好的时候，正是这种固定的想法使我豁然开朗，我自动说——“嗨，不必客气……小事一桩，我向你保证……不，请不要谢我，这算不了什么，”等等，等等。由于一天开成千上万次枪，也许我就再也不注意枪响了；也许我认为我是在打开鸽笼，让空中飞满乳白色的鸟禽。你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个假想的怪物，一个有血有肉的弗兰肯斯泰因吗？你能想像他如何会被训练得在扳动枪机的同时却看鸽子在飞吗？弗兰肯斯泰因不是神话：弗兰肯斯泰因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创造，诞生于一个敏感的人的个人体验。怪物总是在不采用人类的大小比例时才更真实。银幕上的怪物无法同想像中的怪物相比；甚至跑到警察局去的现存病理怪物也不过是病理学家所处的怪异现实的贫弱显示。但是同时做怪物和病理学家——这是为某一种人保留的，他们装扮成艺术家，再清楚不过睡眠是一种比失眠更大的危险。为了不睡着，为了不成为被称作“活着”的那种失眠的受害者，他们诉诸无穷无尽地拼凑字眼的药物。他们说，这不是一个自动过程，因为总是存在着他们能随意阻止这过程的幻觉，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他们只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幻觉，它也许是某个贫弱的什么东西，但是这远不是完全的清醒，既不是现行的，也不是非现行的。我要完全清醒，不议论不写作，为的是要绝对接受生活。我提到在世界远方的古人，我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为什么我认为这些“野蛮人”比我周围的男男女女更能理解我呢？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发疯了吗？我认为一点儿也不是。这些“野蛮人”是早期人类蜕化的残余，我相信，他们对现实一定有更大的把握。在这些以消退的光辉流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