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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他说：“有证据表明，一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害怕一个拥有财富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国民党政府跳不出孙中山思想中的反对市场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支配。它要建立的是一种以官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抓紧外资和国有企业，也无非借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已。对于政府来说，坚持传统中的变革，只是集权的一个手段。在现代化过程中崛起的资产阶级，在1927年的关键时刻首先出卖了自己，它不但没有坚持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自治权，反而参与设计了惨遭国家政权摧残的方案，为国家政权的权威的重建作出了贡献。“###”的政体不可能保障个人自由权，即使允诺的地方自由权也是暂时的，有限度的。在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政府官员由于掌握了权力和国家资金，因此得以利用职权，垄断各种经济事务，扼杀企业的正常竞争，以“现代化”的名义阻碍现代化的步伐，使现代化发展维持在低水平上。“最坏的是，蒋氏政权没有解决中国民众的贫困这一国家最紧迫的问题。乡村依然是受灾地区，除了上层之外，城市的居民生活也没有显著的改善。”美国学者石约翰分析说，出现这种形势有许多原因，超出政府的解决能力，但是，蒋氏政权几乎没有关注经济公正问题，这是主要的。他接着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与民国其他所有的黑暗面是互相关联的，但最重要的，是与它越来越依靠那些利用国家危难而牟利的人相联系。”

贪污腐败成了一个死症。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到国民党中国时，有一个专题的章节，就是“政府成为有组织的‘贪污集体’”，认为这是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工资收入微薄，另方面则是官场中最复杂的私人关系使“系统化的贪污”成为制度的伴生物。易劳逸说，到1930年，人们就感受到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一代不如一代。许多观察家认为，贪污是南京政府最卑劣的特征。有人称，所以存在反对党的威胁，其实是农民对政府腐败和弊政的反弹。蒋介石早已注意到贪污已成普遍现象，在谴责贪污腐败方面，一直走在领导层的前列，但是，为防止和惩治贪污而制定的系统性措施，在人们看来简直成了笑柄，因为事实上被抓住的只是一些没有多大权势的人。极少数高级官员的贪污案件，人们宁愿以权力斗争的角度进行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有蒋介石亲自出面干预，肃贪的工作才会得到落实，殊不知蒋介石是有选择地打击贪污的。事实上，他容忍了他的亲信和家庭成员的贪污行为。易劳逸写道，人们产生如下思路是正常的：蒋介石为打击贪污所采取的周期性的严厉措施，与其说是为了反对贪污，不如说是作为控制其下属的一种手段。绝大多数下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所以敬畏他。贪污现象使政府官员的个人品质，到整个的上层组织，出现大面积坏死。

一方面是破败，贫困和死亡，一方面是聚敛，挥霍，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劳作，一方面是充满血腥与阴谋的权力游戏。

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动，在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那里，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辙痕。在《鲁迅全集》中，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战士对于时代的观察，感受和把握，有他独特的地方。一、传统和变革是一个互动系统，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无不在这一大系统之内。变化与凝滞的东西往往连在一起。在鲁迅这里，与其说追踪变革，无宁说更多地看重社会上保守顽固的成分，而致力于揭露批判和打击。促进旧物的死亡，是一个战士的使命。二、相对地，经济变动在他那里，并没有如一般的唯物论者那般着重地加以讨论，他注重的仍然在于精神文化层面。早年的“思想革命”的宗旨始终不曾改变，他认为：文化更关乎大众，而改革总是多数人的事业。只要比较一下《坟》和后期几个杂文集里的文化随笔，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变动的因子，以及作者所取的不同的批判路向。三、随之而来的是，知识阶级在大时代中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是他在众多社会角色中所特别重视的。在敏感的知识者那里，不但可以看到统治者和无权者的动态，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背景文化如何交替着再现，或如何为新的形式所置换。

2。鲁迅的改革思想

现代化变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损害最惨重的无疑是社会底层，广大的劳动阶级，尤其是农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都市化。在农村，没有完整的变革方案，没有建设项目，惟以廉价出卖土地和劳动力换取城市的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