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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上海分社同事王义也对“组织加工”的意义、范围、手段等问题进行了具体描述：

组织加工的意义是帮助明确或强调已有的组织思想，而不是扩大或补添主题思想；组织加工的范围只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依据事物原来面貌，去掉那些妨害主题的事或物，而不是不顾时间、地点、事物原貌，增添和补充某些事或物。任何凭主观愿望安排事件和安排任务的做法，都不是组织加工，而应视之为摆布导演，我们应该坚决反对。

那么，这样做的“合理界限”在哪里呢？在承认了“组织加工”可以作为摄影记者的一种“采访方法”使用后，树喤提出，不能不分事件性质，不分场合，强加于人，随处应用。

组织加工的合理界限就是真实。一脱离真实，就成为虚构了。新闻摄影的真实是事实的真实。

但，树喤也对在断然排斥了“当场摆布”之后，出现不真实、半真半假图片的缘由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在“组织加工”的掩饰下，理直气壮地出现的。树喤举例说：

明显地，例如把汉族人打扮成少数民族农民站在香蕉树下，冒充少数民族摘香蕉；把女工请到厂长办公室里包饺子，以厂长办公室冒充女工宿舍等等。

至于前一段时间出现的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难解难分”的争论，树喤提出：

应当首先保卫“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

但以什么方式，或者说，如何来保卫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呢？

保卫新闻真实的原则，有时是需要加工的。

树喤提出要对“组织加工”有个“正确的概念”。他带着十足的书生气，乐观地估计道：

如果概念明确了，具体方法也就会趋向正确的道路。

王义也提出“有必要重新研讨组织加工的意义和组织加工的范围”，并且在操作层面提出“严格地把组织加工限制起来，才能避免假报道”。

对“组织加工”方式的集体认同，是否预示了不久后到来的、众多摄影记者造假成风的局面呢？在北京编辑部内，理论层面上的争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各地那些单打独斗、风餐露宿的摄影记者呢？那些仅仅停留在书面上、而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控制的“限制组织加工的方式”，怎能限制“有责任把人民群众中发生的各种生动事迹，用最优美、最典型的形象，真实地反映给读者”的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的热情呢？

事实上，另一位参加讨论者盛继润已直接呼吁大家把各自的“秘密”摊开。他的立论基于这样的现实，不管“组织加工”问题讨论如何热烈，反对“组织加工”的声音如何响亮，而在我们的记者中，差不多都是怀着各自的“秘密”在从事工作。所谓“秘密”就是“组织加工”，其所以有必要成为“秘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结论，“组织加工”的方法还被认为是非法的、不光彩的手段。因而，尽管彼此心照不宣，而终不愿公之于桌面。

面对这样的现实状态，我们为什么还不敢果断地去承认它，让“组织加工”合法化，从而使大家把各自的“秘密”摊开来呢？

此时的一切，都为以后的事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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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心诚意地说出来

讨论中，一些当年“合情合理”，但多年以后翻检那些“老照片”的人无法得知、或被轻易斥为“荒唐”的照片中的一些信息被透露了出来。这些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被讨论者真诚地传达出的信息，成了多年以后一些人责难新闻摄影队伍素质，包括其中一些人的品质问题的证据。

实际生活证明，很多优秀的图片，都会经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加工，像“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又长高啦！”、“老庄员的喜悦”，和我们今年开始实行，每月所评选的一些好稿等等，这些照片都是不真实的。

同样，1955年艺术展览会上展出的照片“母亲的愤怒”，被人评论为“达到了许多画家都没有达到的艺术水平”。葛力群、黎航在讨论中透露：

可是这张照片恰恰就不是按照原始形态记录下来的新闻照片。记者为了突出这一事件的意义，曾煞费苦心地进行了加工，移动了位置，运用了光线，使这张照片具备了强烈的宣传价值，攫取了不少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增添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残暴罪行的愤恨和对朝鲜母亲与孩子的同情。

两位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