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3/4 页)

的重视。问题不在于核心思想的对错，而在于没有做到平衡。华盛顿共识也是同样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的优点很多，但是改革不够广泛和平衡。它没有全力促进穷国更快地积聚和开发资源，以创造新的全球化利益相关者，也没有优先为穷国提供所需的培训和获得资本的途径，从而在智利和巴西等国播下了不平等的种子，使民粹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死灰复燃。超级精英设定的议程如果让当权者迅速得到更多利益，让普通人望尘莫及时，就应该提高警觉了。

超级精英不是通过命令掌控一切，也不是通过阴谋或者阴谋小集团行使权力。他们自有分寸，通过一些强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团体施加影响。大型石油公司是否影响了能源政策，使世界继续依赖它的产品？大型汽车制造商是否故意拖延重要的技术突破，不愿生产更环保的汽车？大银行是否推出政策，迫使债务国能够偿还债务却不充分考虑可能造成的社会或政治动荡？最大的军火承包商是否在推行一套永久战争观念，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军火消费国——美国的国防开支是紧随其后的国家的近10倍？宗教是否过度地影响了国家和国际政治，使得人们甚至想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市场革命”已过去25年，我们是否能接受它忽略那些既无能力又无门路进行市场竞争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显然，权力曲线已经影响了这些情况的方方面面，超级精英的联结都有因可循。

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2）

非正式的治理机制

必须承认，超级精英之间开会不仅只是设置议程，还能作出有效的决定。当体制薄弱和机能失调的国际组织留下缺口，或者司法管辖和执法机制之间出现真空地带时，超级精英的决策就尤为重要。

2003年，美国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引发了各界广泛的批评，原因不难理解。美国政府选择性地应用国际法和公平原则对待战俘的决定同样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这种极度负面的全球反应是完全合理的，在任何社会里，对一个恃强凌弱的暴徒都会有这种反应。美国争辩说，这是鉴于现实的威胁，不能指望功能瘫痪、反应迟钝的联合国采取行动。这个理由虽说公正，但是，当最强大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甚至可能违背国际社会的利益时，不满情绪和紧张关系必然出现。

然而，当少数几家私募股权公司操纵市场价格，或者少数几家金融机构和少数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新市场的管理，甚至公众的利益由几家大公司和富人管理时，人们的不满却显然要少得多。虽说这种现象与美国入侵伊拉克非常相似，但这些行为的后果却会影响更多的人。

有一种观念认为，全球经济中的许多大决定是由“市场”作出的，如前文提到的汽油价格问题。但是，市场只是影响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一，有些因素是由商界和政界精英控制的。深入地思考以下问题：不省油的汽车，折磨女性一辈子的高跟鞋，连低级动物都觉得难看的电视节目和“美国式*”都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吗？还是销售这些东西的人、管理这些销售的官员、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三者亲密合作，操纵着市场运作呢？如果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因为他们的股东用利润衡量他们的业绩）来选择厂址，它们是否会给政府发出要求低劳动成本、低税收、低运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信息呢？在全球市场里，如果一切都是真正平等的，对于非技术性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来说，投资商显然占上风。企业传递的信息就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也许是平的，也许会越来越平，但是企业市场却不是平的。

的确，许多非正式的全球治理机制——不管是大国政府的小委员会还是大国政府和私人组织之间的公私合作机构——都在填补空缺，促进增长，使全球获利。但是，当全体的利益只由少数人的行为来决定，或者少数人从体制中得到的资源和途径使大多数人望尘莫及时，问题就出现了。欧盟不能把制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力都交给英国、德国和法国，只因它们是欧盟大国。美国也不应该让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罗得岛州或南卡罗来纳州身上。

商界和政界高层发展亲密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双方的合作，达成全球性的目标。但是，目标如果是由少数人开会决定的，将会产生扭曲的结果。政治领导人一旦离职，去为某家大型国防企业工作，他的政府公职将由另一位政界友人替代，如此一来，哪一方的观点将得到采纳？反对意见还有表达的空间吗？大金融机构的领导通过电话会议处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