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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红军占领东北犯下的那些暴行，我们不知道洋务运动的真相，不知道太平天国上层人物的腐朽，我们不懂得胡适，不懂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连一个真实的蒋介石都不知道。探索了多年的真理，到最后却是问道于盲。我们被蒙蔽了，整个国家听命于一个人意志的支配，个人意志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我觉得现实和理想永远难以糅合到一起，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成了下一代人嘲讽的噱头，学雷锋做好事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理想、信仰统统跪倒在拜金主义脚下，没有公理没有公信，贪腐成灾贪官成堆，贪官不再是极少数人而是形成了一个阶层，看到这些除了无语就是无奈，我们的长辈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究竟是为什么？他们还能含笑九泉吗？当这些年轻人听从领袖的号召投入到疯狂的造反运动中去时，谁会知道自己将来会收获屈辱、折磨、判决和死亡？”

何田田点点头：“喔，我有点明白了。这就是说最初极小的偏差，引起了结果极大的差异。这可能也许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也许吧，实际上他在文革中几次失去了控制力，‘三支两军’就是他不得不求助于军队的例证。最明显的就是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简直就是直接跟他叫板。那是一次全体国民感情的巨大宣泄，是一场面对面的抗争，更是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也充分证明了人民不可能被永远愚弄下去。你可以把男人阉割掉使他成为生理意义上的太监，但你如果想把所有人的思想都阉割掉，使之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太监’，也许会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永远得逞下去，我们不是也当了很多年的精神‘太监’吗？但蒙蔽不可能持久，因为蒙蔽是由谎言编织而成的，真相就在谎言的背后。我心里原来有一座丰牌，在批林批孔中，在学习班里，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在监狱里服刑的时侯，那座丰碑一直矗立在我心中，当我亲眼看到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案子，还是没有觉醒，直到真理大讨论时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蠢，从那以后我心里的那座丰碑就坍塌了。记得我在给你的那封信里曾说过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经过真理大讨论以后我像拉撒路一样重新站起来了，不再迷信任何人，不再盲从任何理论，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文革中的那个铁戈真的死了，现在的铁戈才是真我。”

“铁戈，我发现你的思想比以前深刻了很多，再也不是当年的莽夫了。”何田田赞叹道。

“有人说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所以对历史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当我刚刚被捕时，我认为这是当权派整造反派。七七年我在监狱里碰到一个人，他叫龚瑾，是通山县反潮流的一号召集人。龚瑾的父亲曾被董必武聘为武汉中学的教员，和陈潭秋还是同事。龚瑾的哥哥原来是抗美援朝的空军英雄，在文革中是冲派的一个头头，带人冲过国防部。和龚瑾一同分到我们五中队的还有一个叫陈绪强的人，这个人原来是通山县保守派的一个头头。我当时就想通山县怎么连保守派的人也抓？这我就不明白了。龚瑾告诉我说他在批林批孔时把以前的钢派、新派和保守派统统联合到一起造县委的反。七五年六月龚瑾被捕，因为陈绪强批林批孔时造过反，当然是在劫难逃，四人帮一垮台陈绪强也被捕了。很多年以后我从网上看到不少资料，在文革期间不管是钢派新派还是百万雄师其实都不过是某些人手上的工具，七二零事件以后百万雄师不也遭到残酷镇压吗？所以不论是这一派镇压那一派，还是那一派打击这一派，都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如果这样看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王为仁曾经也是造反派，他不就残酷地迫害过我们么？所以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不论你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罢，只要你侵犯了当权者的切身利益，他就会整你抓你镇压你。田田，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当官的手上有权，可以为所欲为。”

“田田，你只说对了一点，但很肤浅，实际上这是个体制问题。咱们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流传着一言九鼎的成语。相传夏禹铸九鼎，九鼎象征王权。一言比九鼎还重，那只能证明权大于法。帝王的一句话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当权者一句话可以决定小民的生死。我被判刑时连审讯的过场都没走，拉出去直接就判了……”

何田田惊叫道：“还有这事？太不可思议了。”

铁戈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说道：“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思考了许多年，现在慢慢地想明白了。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权大于法什么怪事都能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