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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模式”，并建议俄罗斯在广阔的地区整合巴西、智利、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国的经验。

应该看到，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的水平暂时还很落后，这是一个毋需证明的简单事实。在俄罗斯，甚至还没有100～150名专业不同但素养都很高的经济学家，因此也就无法做到由懂专业的内行来领导国家经济改革并培养新的干部。尽管人才流失严重，但俄罗斯在物理和数学方面仍然具备只有世界级的科学家才能营造出来的科研氛围。不过在经济学领域，俄罗斯却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科研氛围。这里，只产生过几个有声望的学者，但是他们只懂得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思考。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0）

苏联经济学曾是苏联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特别项目的发展还背离了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方向。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才出现了几十个规模不大的经济中心、科研所、基金会和团体，诞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学派和流派的萌芽。但是，要想产生世界级水平的大经济学家，还要做好15～20年时间的准备。现在，在俄罗斯最有声望的大经济学家仍旧是那些行政机关里的高官们。在90年代初期有叶戈尔·盖达尔和亚历山大·绍欣，1996～1997年有亚历山大·利夫希茨和叶夫根尼·亚辛，2000年有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不过，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对于他们的所谓威信嗤之以鼻。

随着这些人从高官位置上淡出，其声望也丧失殆尽。在今天的俄罗斯公民心中，还有哪一个人会去相信阿纳托利·丘拜斯不只是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位经济学家呢？不过，为使丘拜斯所计划的、对俄罗斯“统一动力公司”进行大规模能源领域的改革获得成功，仅仅具备行政管理才能还远远不够。因此，丘拜斯想再次借鉴外国经验——而且还是备受质疑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所进行的电力改革经验。

上述所说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应当完全拒绝进行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应当更加稳妥地进行、速度要放慢一点，并且，必须提前在一些城市、州和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积累到必要的经验并较快地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经济领域的干部。现在，还很难看得清“老一辈”和“新一代”经济学家的争论实质，不管是“老一辈”还是“新一代”，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得到必须的信任——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都是如此。恰恰是对政权机关、对那些制订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的信任，才是健康经济学的基础。

1998年金融危机过后，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新时代》杂志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尤里·亚历山德罗夫带着令人惊奇的语调写道：“可以从认识世界各个国家的改革经验中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导致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最终选择了哪种模式，而是国内民众的情绪——他们对所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心理准备。”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激进改革家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俄罗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扬茹尔（1846～1914）就写过一本《信任是生产的最重要因素》的著作。商人和实业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人们对金融机构和权力机关的信任、对改革政策和所有权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问题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

一般而言，只有民主体制在赢得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它才可能是稳固的。当普通民众认为执政者都是“骗子”的时候，在经济学家承认俄罗斯确实存在着“谁也不相信谁”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情况下，不可能期望经济形势出现好转。像以前一样，居民将自己挣来的美元藏在家中，中小商人继续隐瞒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大商人——将账户开设到国外银行。恰恰是由于失去了苏联公民的信任这一主要原因，才导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

好不容易，1989～1991年的鲍里斯·叶利钦赢得了俄罗斯大多数居民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却又在1992年上半年丧失殆尽。那个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整个改革纲领并没有顾及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而是完全仰仗叶利钦所取得的为期十二个月的特命全权体制得以施行下去。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争论，叶利钦就以总统令的方式实施了那个将俄罗斯推上“不归路”的最激进的改革措施。

瑞典教授、外交家安德斯·奥斯隆德曾经领导了盖达尔的顾问团，就连他也这样解释俄罗斯所确定的改革战略：“在东欧各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