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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

杨澜眼里的北京呢？杨澜说：“北京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好像如果不表现出文化的深度就感觉不太对劲”。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化滋润出的杨澜就有了北京的文化气质和上海的国际化倾向，###最有魅力的城市在杨澜身上以文化的侧重点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的双重模式，给了杨澜一个定位。

杨澜出生以后，因为母亲要到干校学习劳动，爸爸也在阿尔巴尼亚做外援专家，所以，杨澜就被外婆接到了上海。

当时杨澜妈妈跟杨澜的外婆说：“妈，我要到干校学习，以后就不能经常的回来看您了。”

“你要去干校？那小澜澜怎么办呢？”外婆不放心的追问了一句。

杨澜妈妈叹了一口气，“还能怎么办？她爸爸又不在，我带着呗。”一句话让外婆心疼了，一连声地说：“那不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行呢，你把澜澜给我，让我带回上海去，等你回来了，再接走。”

杨澜妈妈着急地接过话来：“那怎么行，妈，您年纪也大了，把我们拉扯大就不容易了，再让您带澜澜，我……”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我来带，你一个人带我还不放心呢！”外婆接过小杨澜轻轻地抱着，用手拍着，嘴里还哼着小曲。就这样，杨澜跟外婆到了上海。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外婆的经验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杨澜妈妈虽然舍不得杨澜，但也没有办法，干校毕竟不适合带孩子，另外外婆来抚养外孙女也是当时经常可以见到的事情。于是还在襁褓中的杨澜，就这样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可能是因为到上海的时候还不懂事吧，所以小杨澜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是外婆的唠叨和疼爱，还有外婆家里杨澜的舅舅们都对杨澜疼爱有加，让杨澜觉得特别的幸福。

外婆住在上海城隍庙附近的侯家路，那是一条窄窄的小巷，住在里面的人，每天都早早地起来，说着一种杨澜很难听懂的方言。杨澜就这样慢慢地长大了。

侯家路很多年以前已经拆迁了；那时候是条很窄的弄堂；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很窄，所以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这在当年的上海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梅雨季节过去以后，这样的长竹竿就有了另外的用处，家家户户都开柜翻箱，整条街的半空中，全都是招摇的被单，飘扬的衣裙，好像联合国开会时挂起的万国旗。在这样一种驱除潮湿的风景里；上海长大的孩子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的夏天还没有空调，空调是奢侈品；所以每个夜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都热不可挡。所有的人们都被炎热赶到了大街上，于是；一排排竹椅被搬到了街上，从一扇扇门里走出了短衣短裤打扮的人们。晚上的乘凉活动开始上演；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

后院的老伯摇着蒲扇，拿着茶缸；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鬼故事；稍微大了一点的杨澜也是中间的一个；于是；每个晚上杨澜听完鬼故事后都觉得背后有动静。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杨澜总是很懂事地在拿到药以后说：“谢谢！”。还有那些男人们在狭窄的弄堂里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衣服的木夹子，有一个胖公公让杨澜觉得最可怜，数他输得最多，每天晚上都要输的把两只耳朵夹满木夹子，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杨澜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这让杨澜觉得这个公公真是执著倔强。

因为特殊的年代，很多家庭都是聚少离多，杨澜的家庭也一样。出生后杨澜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又去了干校，杨澜则到了上海，就这样，一家三口，三个城市，有一个还在国外。直到杨澜4岁时，杨澜的爸爸才有机会回国，见到了让他日思夜想的女儿。

这4年，杨澜就跟外婆生活在上海，住在“侯家路112　号”。为了防止小杨澜意外走失，大人就在小杨澜的衣服上用别针别上一个小手绢，上面写了杨澜的名字和“侯家路112　号”的字样。这就是杨澜最早的名片了吧，在大家都不知道名片是什么东西的那个时候，杨澜就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名片。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里，关于上海的记忆，还都是电影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印象。好像在国人的心里注定上海是个混乱的代名词，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繁衍出了上海的特色。弄堂里的各色人等，因为左邻右舍的鸡毛蒜皮家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