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第2/4 页)

是如此。”②前面他说到的那篇《成活的树苗》③，以哲理化的情节和语言，讲了他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体会、见解：有人从承德带回来八株马尾松树苗，分赠同院养花的人，他得到三株。一月后，别人养的都没有成活，他养的三株，活了一株，“值雨后，挺拔俊秀，生气四溢。”当日送树苗者要他介绍经验，他笑着说：“这有什么经验，你给我三株，我同时把它们栽到一个盆里。死去两株，这一株活了，是赶对劲了吧。”对方不以为然，他观察过孙犁的栽培方法：经常松土、避免烈日暴晒……孙犁不再争辩，并说：“种植时，我在下面还铺了一层砂子，我们院里的土太粘了。”

别人以为这就是经验。孙犁说：“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这样说了之后，彼此一笑而散。

不久，鲍昌来访，他告诉孙犁要到石家庄开会，能见到刘绍棠、从维熙。孙犁托他代向二人致意，并约稿。谈话间，孙犁又说到了一个题目：“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这一次，他又遇到了鲍昌的诘难：“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那样，人家会说你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话。”他承认鲍昌聪颖，应对敏捷，而且常常一针见血，彼此便又一笑而散。

关于马尾松树苗和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这两次谈话，发生在同一个夏日的早晨和下午。孙犁并非有意把它们安排在一起，可是它们就像一篇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那么上下呼应一致，也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在《文艺周刊》，他做了许多切实而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刚解放的城市里，正像他在那篇《谈工厂文艺》的文章里说的，很注意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其中如阿凤、董�相、腾鸿涛、郑固藩，以及稍后的万国儒等等，都曾经产生过相当影响。孙犁强调这一经验：当编辑，主要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男女老幼、有名无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而且，周刊很看重发表新作者的作品，认为自己应该有一支新作者的队伍，“一旦这些新作者，成为名家，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就可以从这里移植出去，再栽培新的树苗，再增添新的力量”①，因为它是一个“苗圃”。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从这个小小阵地上连续走出那么多全国闻名的文学新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从维熙、佳峻、韩映山等，都曾谈过《文艺周刊》迅速、连续地发表他们作品的往事。其中，韩映山谈的也许更有一些代表性：

50年代初，当我还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读《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它虽是报纸上的周刊，其文学性质却是很强的，作品内容很切实，生活气息很浓厚，格调很清新，语言很优美，有时还配上一些插图，显得版面既活泼健康，又美观大方，没有低级趣味和小家子气，更没有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儿。当时孙犁同志的《风云初记》和方纪同志的一些作品曾在上面发表，影响和带动了不少的青年作者。

……刘、从、房①那时都在学校读书，年龄都和我差不多，他们所写的都是农村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和风景，我也都熟悉。我想，他们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呢？

于是，我在课余里，也就偷偷地写了。

开始，我并不敢给《文艺周刊》投稿，先是给小报投，总果投中了一篇小故事，把我高兴坏了。紧接着我又给那家小报寄了两篇小说，可是很快就退了回来，嫌那作品里写了蚊子，于是我大着胆子把这两篇稿子寄给了《文艺周刊》。天哪！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文艺周刊》竟连续都登了，而且有一篇还是头条。当时是多么激动啊！发表了这两篇作品以后，我的写作劲头就觉着足了，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②

孙犁1953年到安国县下乡，路过保定时，给青年文学爱好者们做了个报告，会上看到韩映山，提到了韩的这两篇小说，他记得那么清楚，使这个当时还很瘦弱的少年非常惊异。他也很了解一般青少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