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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开了科举，勉强算是开辟了一条路。要是在前朝，世家垄断一切，出身定输赢，完全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秦氏皇族开科举的本意，当然不是纯粹的为国为民，而是为了拉拢寒庶，对付世家。

科举考的科目，之所以以文为主，也是有讲究的一一都说穷文富武，从小打熬筋骨的武者，别的不说，光是饭食，一天就少不了满当当的六大碗栗米饭，还有各种肉食与酱料。这种消耗，岂是那等家中只有百余亩地，光靠收租过日子的小地主之家能够撑得起的？不像读书人，哪怕顿顿清粥小菜呢，顶多也是饿得慌，身体差一点，脑子不差就行了啊！

事实上，能够供养得起武者的家庭，在地方上就属于非常富庶的那一类了。这些家族往往又与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秦氏皇族并不放心他们，宁愿一直用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勋贵之后，也不大乐意用那些人。

大概是因为开国皇帝得位不正的原因，前朝除了徐然热衷开疆拓土，扬威四境外，他的继承人一个比一个喜欢内斗，精力全都放在了稳定国内局势上。

如此循环，便导致世家一日比一日势大，文风一日比一日昌盛，武人也一天比一天没落，就连审美观都受了很大的影响，从“纯男人真汉子”变成了“面若敷粉好儿郎”。

前朝好歹也有数百年的国运，几百年的风俗习惯，再说了，统治者也喜欢看到这种情况啊！

良民就应该安安分分地待在家里，整天读书写字，最后变成手无缚鸡之力，整天琢磨着怎么做官的书呆子；而不是每天习武，强身健体，有事没事就仗剑出巡，游历天下，见识广博，有自己思想的精英。

年轻人都是很热血的，万一云游天下的时候，看到某某地方豪强不法，愤而杀之。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闹出大乱子。

先秦、西汉时，这种例子已经有过无数了。

天下豪杰愈多，于皇室的统治就愈不利，世家对百姓的剥削也会很不顺。所以接连两朝，当权者都把百姓往前一个方向引，导致天下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

这也很好解释，一个书呆子，刀刃加身，死也就死了，闹不出什么乱子；换做一个英雄豪杰，想对付他？指不定谁杀谁呢！

秦琬之前并不觉得这样的风气有什么不对，她的父亲就是纯粹的文人，在她心中千好万好。但她也明白，如果纵容这种风气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后果。

“举子读书，不为明理，只为做官。”秦琬如是说。

她的评价虽然有些刻薄，却不无道理。

既然书读得好就可以做官，那么天下百姓当然是纷纷读书，至于能从书中得到什么，明白什么，那不重要。

这些人读书，为的是做官：等到做了官，为的是怎么升官，而非为家国，为百姓做点实事。

就像秦琬幼时在彭泽见到的，那位名叫刘宽的县令，他宽待百姓，镇压豪强，并不是因为他想这样做，而是皇长子就在这里，他要做给皇长子看，哪怕皇长子已经没了王爵。但这样的日子，刘宽显然过得很不开心，所以他散尽家财，贿赂邓疆，只盼自己能够离开此处，去一个可以畅快刮地皮的地方。

“家中有百亩良田者，子弟必有一人读书，不事生产，不理家务。蒙学甚至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也只读圣贤书’。”说到这里，秦琬面露讥讽之色，“如此举子，纵然得位，又岂能付诸重任？”

“许多举子，谈起家国天下，慷慨激昂。若要问田亩收成几何，庄稼如何灌槪，户籍如何编算，却是一问三不知。”

秦琬的观点，裴熙是认同的。

一个从小就日日读书，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管的人，未必做得好一方父母官。

相反，若是执掌一支强势的军队，与敌人在血与火之中厮杀，历练成百战强兵的将官，却绝对可以治理好地方！

豪强再怎么强势，在军队面前，也要匍匐称臣；世家再怎么高贵，在军队面前，照样不堪一击。

一个在前线征战厮杀的将军，再怎么不济，也明白该如何笼络人心，指挥士兵。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一个人一天需要多少口粮，一辆车马可以运载多少粮食，更不可能对付不了区区几个小吏！

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坏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好控制。

对皇族来说，哪怕有一千个，一万个优点，也比不上这一个缺点。

百姓被盘剥，民不聊生？死就死了呗，反正也影响不了皇室成员锦衣玉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