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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Fluegel　weilt。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映，老年人则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五十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两点半，伊拉克通讯社就有人下班，三点钟办公室已空空荡荡。我勉强发完了传真，可由于伊通社财务室锁了门而没开成发票，这还算是幸运的。那天去伊拉克议会大厦采访，进大厦搜身、按快门自不必说，转身遇见美联的多米尼克，听人说他现在通过卫星传照片，而我兜里总共才有100美元。采访结束跑出大厦厦回分社，冲卷、放照片、写英文说明，再到伊拉克新闻部将打好的英文说明和传真照片给主管官员审查。之后再到伊通社传照片。例行公事的一套程序完毕，我已精疲力竭。可要了两个多钟头就是通不了北京，眼看一天的心血又付诸东流，好不懊丧。

沙东大街的巴勒斯坦书店，正在出售新版伊拉克地图：科威特是它的一个省。街上飞跑的科威特汽车也换上了伊拉克科威特省的牌照。

市中心的庆祝广场，四座按萨达姆右手放大的巨腕高擎四把“卡迪希亚”之剑。装备精良的共和国卫队警卫着这座广场，他们对即将爆发的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

伊拉克航空公司绿白相间的售票厅冷冷清清，因为外国人已几乎走光。往日云集于此的外国记者如鸟兽散。住在拉希德饭店的外国记者仅剩三四十人。他们正在讨论去留问题，共同社只留下资深的中东首席记者近滕一人。美国之音记者据说已到开罗。瑞典电视台的记者正仓皇离去，连我打招呼都顾不上回答。

我们在一商店遇见一位伊拉克画家，他早年曾留学意大利，现在妻儿还在意大利。他自称是最早在意大利获奖的伊拉克留学生，现在萨达姆城还收藏着他的画。他得意地将他用的中国钢笔给我看，笔帽上画了一匹徐悲鸿的奔马，我抓过笔，随手也画了一匹马，他很惊奇。李大伟逗他：“这种画每个中国人都能画。”说话间，匆匆撞入一位法国人，BACHELE＋BRUNO　，是《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　）的摄影师。我问他工作方便否，他说如果萨达姆先生和他有什么关系的话。

中国使馆仅留下以郑达庸大使为首的五个人，其余同志分数批撤出。留守人员在中国大使馆顶楼上，画了一面大五星红旗。我和新华社巴格达首席记者老朱作留守人员处理“后事”。老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背厢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几乎全是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国际穆斯林大会（International　popular　islamic　conference）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钓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傻了半天，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