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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联系，它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刺激白蚁，使白蚁爬上草茎，然后迅速吃掉或者舔而食之。通常它们在游戏时就撕掉草茎上宽大的叶片，咬掉两端，把草茎当作钩杆。

简·古多尔获得了猩猩传授这些模仿行为的直接证据。她注意到，当成年猩猩使用工具时，幼仔就在旁边观察，等大猩猩走后就拣起来使用。她曾两次观察到一只3岁的小猩猩专注地看着母亲用树叶擦屁股，然后，它也拾起树叶模仿起来，虽然它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

黑猩猩能够发明和传授技术。用树枝撬开食品盒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方法是贡贝河保护区的某一只或几只猩猩发明的，后来通过模仿显然就在群体中传开了，新到这个地区的一只雌猩猩躲在灌木丛中看别的猩猩开盒子，到她第4次来时，就走出树丛，拣起一根树枝，也开始撬起盒子来。

在非洲记录到的使用工具的行为仅限于一定数量的黑猩猩，但它们在那里的分布却甚为广泛，如果这种行为已经达到文化式的传播的，那就正好是我们所预期的模式。西班牙动物学家乔治·皮最近绘制的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分布图，可能已并不引人注目地放入了人类学教科书中关于原始文化的那一章，虽然有关工具使用的发明和传播的大多数证据都是间接的，但却表明，猿类已跨越了文化进化的门槛，因此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们已进入了人类的领地。

这段黑猩猩生活的描写意在证实我关于人类状况的基本观点：根据一般的进化标准和心理学的主要标准，人类并非形单影只，我们还有个小兄弟属种，把人类和黑猩猩社会行为之间的共同点与近年来发现的遗传多样化中引人注目的解剖和生化发现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系列十分有力的证明，这已不能当作偶然的巧合来看待了。我现在相信，这些共同点至少部分地产生于相同的基因。如果这一见解还有点道理的话，就更迫地切需要保护黑猩猩，保护其他大猿以及旧大陆的猴子和较低等的灵长目，也就更需要在将来对它们进行更细微的研究。更彻底地了解这些动物，可以提供一幅清楚的图画，说明基因是如何逐步变化，最后达到人类所独有的进化水平的。

总的说来，这一论点可总结如下：把人类本性和所有其他生物这一庞大背景相比较，其一般特点似乎显得有限和独特，但更多的证据表明，正如一般进化论所预言的，人类行为中较普遍的形式跟哺乳动物是一样的，甚至更特别具有灵长类的特征。在社会生活的细节方面，黑猩猩与我们十分接近，而在智力特征的某些方两，它们甚至可以和人类相提并论。而在过去，这样的比较却被认为是完全不恰当的，这些事实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是以遗传为基础的这个假设相一致，更确切地说，人类社会行为是由那些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物种所共有的基因以及那些人类所特有的基因共同形成的，这些事实反驳了长期统治着社会和科学学域的另一种假说：人类已完会摆脱了自己的基因的控制，达到了仅仅受到文化制约的程度。

让我们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遗传假说的核心直接来自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人类天性的特征在人类进化时期具有适应性，因此，基因便在能发展那些特征的人口中散布开了。适应性的意思就是说，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将其基因传与下一代的机会比不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大。在这一最严格的意义上，个体之间的差别优势就叫遗传适应，遗传适应有三个基本要素：（1）个体生存力的增强；（2）个体生殖力的提高；（3）近亲生存力和生殖力的提高，这些近亲从共同的祖先那里分享了同样的基因。三种要素中任何一种的改良或者三种要素的任何组合，都会使基因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达尔文称这一过程为自然选择，它描述了一种紧密的因果循环，如果某种基因使个体倾向于某种特征——比如某种社会反应——随之这一特征又带来更高的适应性，那么，这种基因在下一代将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自然选择后持续许多代，那优势基因就会扩展到整个群体，这一特征也就变成了物种的特征，许多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人由此推断说，人类天性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

然而，一个奇怪的事实增加了分析的困难：纯社会行为和受遗传制约的行为都能适合社会生物学理论，一种几乎纯文化的社会生物学是可能的。如果仅仅赋予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繁衍动力及文化能力，人类仍可以学习到许多社会行为方式，提高其生物适应性。但是，如同我将要说明的那样，这种文化模仿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通过某些方法，可以使这种模仿与结构更为严密的生物适应形式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