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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68％；1973年至2002年间，增长了245％。尽管中印两国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它们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从全球来看，自1950年以来，美国经济大幅增长，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倍，而中国增长了12倍。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国家比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兴市场仅富裕一点儿，并且全世界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共同的认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调查了19世纪有关国际收入的经济史文献。他发现，1800年至1849年间，在当时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印度，一名无需特殊技能的日常劳工的工资是英格兰——当时最富裕国家之一——同等劳工的30％。这里还有另一组数据：在19世纪20年代，荷兰的实际工资仅比中国长江流域的高70％。这些差距看似较大，可与现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瑞士联合银行（UBS）编纂了一份被广泛援引的《全球物价与收入》报告。2009年（瑞银完成全年完整报告的最近一年），纽约一名建筑工人的名义税后工资为每小时16。6美元，而同类工人在北京拿0。8美元，在印度德里拿0。5美元，在肯尼亚内罗毕拿0。6美元，这一差距比19世纪时要大得多。工业革命造成了富豪统治，但同时使西方中产阶层富裕起来，西方的工人也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拉开了巨大差距。当发展中国家接纳自由市场经济时，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因为这些国家正经历各自的“镀金时代”。

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合作密切的林德特教授是“深度历史”（deephistory）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该学派的学者致力于从长远角度思考世界经济——将经济学研究放入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背景中。林德特认为，当今我们正经历着的全球经济变化，在规模上和影响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过去30年我们所经历的变革比英国工业革命要深远得多。”他对我说。当今的生产力大幅提升，创新浪潮一波又一波袭来，除旧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乔尔莫克是技术革新历史和工业革命方面的专家，他对此表示赞同。“技术革命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而且横扫多个领域，”莫克告诉我，“很可能它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扩大。我们作为个体并没有变聪明，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我们可以获得信息和技术上的协助，在堆积如山的谷壳中搜寻谷粒——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能有如此多的知识，几乎多如牛毛。”

第5节。

这一强有力的经济变革伴随着同样影响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弗兰克利维和彼得特明将变革称为从《底特律条约》到“华盛顿共识”的转变。《底特律条约》是1950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同三家大型汽车生产商签订的五年条约。这一条约保护汽车制造商免受每年的工人罢工之苦；作为交换，工人获得了优厚的健康保险和津贴。利维和特明用简明的“底特律条约”一词描述了“二战”后美国所设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势的工会、高额的税收和高水准的最低收入。《底特律条约》的时代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是一个黄金时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也缩小了。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底特律条约》开始土崩瓦解。那10年间，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唱了主角。他们都大幅削减了富人的赋税——里根将最高边际税率从75％减至28％，将资本收益税的最高税率降至20％，并且这两位都严格约束工会、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取消经济监管。

这种“华盛顿共识”也被输出到国外，其最大的影响和最大规模的检验都在社会主义政权中形成。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市场经济，结束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长达70年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挑战，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行得通的体制。红色威胁是顶级富豪接受《底特律条约》和欧洲更为优厚的福利条约的原因之一；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鼓舞了“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并帮助这些人创立了一些全球经济机制，以加固全球的经济根基。

技术革命、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这三种转型的风靡引领了一个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顶级富豪阶层再次闪亮登场，这一次其规模扩及全球。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激烈地辩论以上三种转型中哪一种是促成前1％富豪群体诞生的最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促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如果你是“华盛顿共识”的虔诚信仰者，你会认为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客观的（很大程度上是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