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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放到合适位置上。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制度至少在明朝眼下的生产力水平下，是最合适的选官方法。

其中唯一的问题，就是设计制度时，没能考虑到经验这一方面的差距。一个普通书生，如果从没经历过实政，不管是判决还是写论，都有些强人所难。大多数秀才未必读过大明律，让这样的人写判，能写出什么东西不言自明。

再者，从考官的角度上，精力也达不到。帘官要喝入帘酒、出帘酒、犒劳酒、辛劳酒以及三日五日的定期宴会。人喝的头昏眼花，时间又被占去大半，还要在规定时间发榜，就很难有系统的时间来看文章判题。更别说负责阅卷的学官自己也未必真的懂实务，让他们评论这种应用文质量，往往也达不到。

随着科举的发展，考生应付二场考试也有办法，就是找大明律的吏或户律背上五条，到考试时不管是否合适，生搬硬套上去，乃至一场的卷子里，大半内容雷同。反正举人距离做官还有很久，考官也不会为这个去深究，上下互相妥协糊弄，二场考试不被重视也是这个原因。

是以三场只看首场，首场只看三篇的考核形式看上去并不公平，甚至对国家抡才大典颇为不敬，实际却是因为实际情况而只能如此的无奈之举。

比起普通考生，范进在二场的考试里是占便宜的。他在罗山的模拟知州训练并不是白费工夫，除了日常的工作出来外，包括写判、写表，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乃至凌云翼向朝廷写本汇报工作表功请赏，亦离不开范进动笔，所以对于这些应用文体他接触的时间早，写起来并不算困难。

从小范庄普法再到帮杨刘氏打官司，大明律范进读了不止一遍，靠着系统加持，法条可以记得清楚。而来自后世的学习，让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比这个时代大多数考生为强，做这种应用题比做那种八股题实际更适合他发挥。

而第三场的策，则类似后世的议论题。由出题方给出五道治国理政方面的问题，由考生选其中一题做答。答案上不写题目名（因为题目实在太长）。只写策第几问，然后于下面填写答案。第三场由官府给出五个题目，考生选其一做策一篇，要求一千字，是三场里唯一出题人写的字比考生还多的考试，考起来也最轻松。

如果这个时代还存在其他穿越者，也想要走科举之路晋身，就不能幻想靠策论环节写出惊世骇俗的内容，或是干脆用什么未来的见识折服古人获取出身，这在明朝是办不到的。

判必通律，策必稽古。所写策论必须根据圣人之言五经四书，指出上古先贤圣人是怎么做的，并且要写出典故所本，证明不是自己妄自编造。实际就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考生没经过实务，不管用新老办法，实际都很难解决问题。何况这种限制，于考生而言，大多数情况也就是胡乱编造，扯些圣人之言应付。而且三场考完，距离放榜的时间已经很近，考官要忙着看文、写榜更要忙着喝酒过中秋赏月，哪有那么多时间看白面书生写策论。

所以到了这一场，整体格局就是考生随便写，考官随便看，四书定录取与否，五经决定名次。二场的判诰算是锦上添花，第三场的文章就算写得天花乱坠，也没多大用处。所以不管人有多大才学，在乡试策论环节，都体现不出来，有这方面的本领，也只能等到会试时再说。

即便是范进到了三场，也就是胡乱应付一篇，找了个罗定建州的问题写了篇策论，实际上没什么内容，凌云翼看了多半会掀桌。反正这东西也是没人在乎，写写就算了。

三场考完正是中秋，考生们在考场是吃不到好东西的，等到考试结束自然要弥补。贡院里虽然有食物发卖，但是其质量和价格都很感人，对其要求只能是吃不死人就足够，别的不能奢求。

考过秋试，凡是入榜的，未来就是同榜举人，有守望相助的义务。考前帮忙打架，做官帮忙打官司，都是应有之义，所以抓紧时间联系感情，搞搞同乡会，或者才子宴都正当其时。

一品香里的酒席定单已经排到七天之后，衣冠俊秀早早的就挤满了酒楼与各色佳肴进行搏斗，阿巧等盲女则在台上唱着才子高中状元迎娶相府千金的故事，为一干未来栋梁们鼓舞士气。胡大姐把自己打扮得丑丑的，来往上菜，连带着林氏舰队的女人一起，让才子们起不了其他心思。

在二楼，正中的雅座内，范进、萨世忠、陈、傅亮四人同坐一席。考试一结束，护场兵的任务就轻松了大半，考虑到明朝当下基本没有精神病人袭击贡院抢夺考卷，大半士兵都放假去过中秋，傅亮自然就给自己放了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