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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法中交往的历史（3）

小说发表后在法国引起评论界的激烈争论。赞成者认为作品“深入生活、干预生活”，“表现了作者令人钦佩的智慧”，“标志着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开端”，反对者将此称作“卑鄙的共产主义小说”，批评书中的某些章节表现了“不健康的英雄主义趣味。”然而，无论是左翼的赞扬，还是右翼的批评，马尔罗的作品使法国公众对远东的中国产生了兴趣，更加关注和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这在当时法国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人类的命运》，法国和西方社会就不可能对20世纪中国人民的命运寄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我未能赶上马尔罗当年那荡气回肠的岁月，但我有幸与阿兰·　佩雷菲特同处一个时代。说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兰·佩雷菲特，在法国几乎家喻户晓，其对中法关系的作用，不亚于当年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作用。佩雷菲特（1925—1999），是法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曾8次出任政府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要职，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还曾担任过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协主席和《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当然，对法国公众而言，佩雷菲特最大的贡献是唤起法国人在20世纪的下半叶对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浓郁兴趣。从1971年至临终前的1999年，佩雷菲特18次访问中国，两度以《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身份采访江泽*席。著有《当中国觉醒之时》、《停滞的帝国》、《中国已经觉醒》等20多部书。为纪念这位伟人对中法关系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受吴建民大使的委托，策划制作了佩雷菲特半身铜像，并安排了在佩雷菲特逝世３周年纪念日之际铜像在武汉大学的落成仪式。在整个过程中，我对这位伟人的一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作为同行的佩雷菲特被法国政府派到波兰当外交官，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其今后撰写有关中国方面的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一天在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他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当年英国人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和巴罗撰写的有关那次举世瞩目的中国之行的书。这一套游记的发现使他萌发了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书的想法。

1989年，也就是在佩雷菲特出使波兰的30多年之后，他发表了《停滞的帝国》，通过当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华团介绍闭关锁国的清朝是如何从充满活力走向停滞。

这个故事很简单，讲的是200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他们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当时的英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成为西方第一强国。为寻求原料与市场，英国一直觊觎中国这块远东的沃土，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然而，乾隆的大清帝国虽然接待马戛尔尼勋爵一行，但在礼仪上却使其蒙受各种羞辱，他们非但没有能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反而像小偷一样被撵出北京。

佩雷菲特为写《停滞的帝国》，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公开的内部档案。此书的发表对西方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对外交往史意义重大。

当然，奠定佩氏在法国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权威地位的，并不是《停滞的帝国》，而是早在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后写的《当中国觉醒之时》。此书的题目很有意思，它借用的是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说的是当年拿破仑兵临莫斯科，有谋士献计顺势攻下中国，拿破仑当时就说了这句话。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寓意深刻，在极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中国是一头熟睡的雄狮，千万不能将其惊醒。一旦这头雄狮醒来，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佩雷菲特将此作为书名，是因为在其内心深处相信，中华民族的崛起不可避免。此书在法一版再版，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许多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