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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将使法兰西再创辉煌

应该说，是高福利体制拖累了法国的国际竞争力，使本该充满活力的法国社会受到了各种制约。记得我曾在上大学时与我的法国外教埃卡迪（René　Egardi）先生讨论过此问题，我问他法国人为什么要休息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把时间放在国家建设上？如果少放假一周，法国经济不就可以早日超过德国了吗？不料我这位社会党籍的老师马上很正色地对我说：“我亲爱的班长同学，人创造财富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享受美好的生活吗？”

桀倔不傲的法兰西（4）

其实，与埃老师这样想法的法国人很普遍，在他们心目中，包括休息权在内的社保制度是法国几代矢志奋斗的结果。早在第一帝国时期，法国就有保护工伤者权利的社保条例。1848年二月革命后，“劳动权和享受社会救济的权利”被写进宪法。1893年法国开始实行公费医疗。1910年开始对65岁年龄以上的工人和农民实行普遍性退休制度。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颁布每周40小时工作制和每年2周带薪休假制度的法令。二战后，法社保制度逐步走向完善，规定所有在法国居住的人都应成为法社保对象。1956年法带薪假期增至每年3周，1969年又增至4周，1982年增至5周。从1982年起，法国实行每周39小时工作制。1997年又减至35小时。与此同时，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物价上涨幅度至少每年增加一次。因此，社保又是法国社会进步的标志，看待法高福利与竞争力下降这对矛盾关系就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但优厚的福利待遇，不仅意味着劳动时间的减少和闲暇时间的扩大，也意味着政府必须采取抑富济贫的“第二次分配”，从而保证法国人普遍的生活安逸和维持社会公正。法每年税收和社会摊派占GDP的比例高达45％（美国仅为24％），一些法国企业家经常对我说，在法国最苦的差事是当老板，整天拼命干，在交完营业税、利润税、巨富税、遗产税、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后自己所剩无几。

我在经合组织内的几位经济专家朋友不时惋惜法国人“活在统制经济的桎梏之中”，觉得凭着法国的研发能力，法国经济应该还要好。在施瓦布博士主持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几乎每年的保留节目就是欧美经济模式之争，而随着法国竞争力排次不断的后移，法国总是逃脱不了作为自由经济学家嘲讽的教材命运。但法国人有法国人自己的理论，因为人的消费效用是不能用经济增长率来衡量。根据法国式的福利经济学，生活中的每一缕阳光、每一寸海滩都要即期消费。但遗憾的是，法国式福利经济学并不适应全球化的今天，当全世界都在经济全球化的跑道上你推我搡前进的时候，法国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更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如，谁也拿不出对策的失业问题。不管政府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解决源于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分工横向发展所导致的失业问题。佩雷菲特曾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对话》中叙述马戛尔尼眼中的“中华帝国”，就是因为偏安一隅，不愿意接受变革的心态而导致发展的停止。法国人有一句名言：“改革很好，但最好从我邻居家里开始”。的确，在我所接触到的法国人，不拥护改革的几乎没有，但在涉及自身利益时不作强烈反抗的也几乎没有。因此，政府往往不改也不行，改也不行，处于两难之中。因此，无论是砸了麦当劳的法国农民博韦，还是街头*队伍里愤怒的公务员们，他们心中抑郁的怒火全要撒向经济全球化、撒向美式资本主义，因为是美国人搅乱了法国恬静的生活。

这种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导致了法国今天特殊的政治文化。首先，左右翼都对目前的福利经济体制“情有独钟”，谁都不想改，也不能改，害怕引至选民的反抗。难怪希拉克在争取2002年第二届总统连任时最担心别人把他当成是企业家的知己。可见，这种选举政治制度本身使政治家很难开展严肃的改革。与我驻地一河之隔的阿尼埃（Asniere�Sur�Seine）市市长阿希尔曼（Aeschilimann），他同时也是国民议会人*动党团全国法律书记，就亲口对我说过多次，法兰西*是低效率的，而中国目前的体制是高效的。法国要做事，需要从中国借鉴经验。他本人甚至表示，如果中方需要，他可以在法国公开场合宣传这种观点。类似这种评论我听的还有很多；其次，对复杂的经济生活，各派一头雾水，没有良药，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造成左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