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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依然正确：好的运气和明显的优越地位使美国“陷入最严重的自吹自擂诱惑之中”。美国人已经屈服于这些诱惑。狂妄和伪善成为美国治国之道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9？11”之后，它们一起促成了布什政府发起的这场没有退路和没有期限的战争。

布什总统喜欢把今天的反恐战争类比成当年美国对纳粹德国的战争，认为它们都是为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布什总统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维护美国的自由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不管用心多么良苦，这种承诺涉及几个更大的问题：现在；什么是自由；其内容是什么？享受自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谁来付出这个代价？

这些都是根本性问题，不可能因激情演讲和滚滚人浪而视而不见。以往伟大的战时总统，尤其是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讲的亚伯拉罕？林肯，就毫不犹豫地直面这些问题。而布什总统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这也成为其缺乏政治家风范的一个标志。

自由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一定是好东西。实际上，自由不断演变，并由此产生新的需要，废除旧的限制。1941年12月美国宣布对日本、德国开战时所秉承的自由观念早已经过时了。在某些方面，这是值得庆贺的理由。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原因。

这些既是量的变化，也是质的变化。在许多方面，美国人今天比以往更加自由，更多公民正毫无障碍地享受着美国式生活。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自由的重新解读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变革性影响。这种变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遗产。作为个人，美国人的胃口和期望急剧膨胀。尼布尔曾不以为然地写道：“文化软弱庸俗，视幸福为快乐，视舒适为幸福。”如果尼布尔今天还健在的话，他也许会对这个判断再作修改，因为美国人越来越视放纵为舒适了。

绪论　没有退路的战争（4）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满足这种胃口的综合能力无法跟上需求。结果，要在国内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就越来越需要美国人放眼世界。无论是石油、信贷还是廉价消费品，美国都期望世界能够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由此产生的权利感对外交政策意义重大。简言之，随着美国对自由的胃口增大，营造帝国的倾向也在增强。这两种倾向是一种因果关系。最初，美国人认为帝国是自由的对立面。然而，布什政府控制波斯湾丰富石油的努力充分表明，帝国已经成为自由的前提。

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悖论：行使美国式自由不再有利于产生建立和维持帝国秩序所需的实力。相反，由于过分强调消费和个人独立，行使自由可导致国家实力的逐渐衰败。当动用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成为维护美国自由的必要条件时，美国的力量储备已经被消耗殆尽。

例如，我们看到，越来越高涨的个人独立要求已经剔除了公民权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昨天的公民义务成了今天公民的个人选择。以前被认为是职责的事情（如紧急情况下加入保卫国家的行列）现在成了可以选择的事情。作为个人，美国人从未停止期望得到更多。作为群体的成员，尤其是作为国家性群体的成员，他们的贡献却越来越少。

同时，美国政治领导人，尤其是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已经不能够（或不愿意）解决“想要多少”与“能负担多少”之间的不均衡。历届政府在国会的煽动下，通过无节制的支出，加深了愈演愈烈的债务和依赖性危机。当被告知减税与入侵伊拉克相矛盾时，自诩的保守主义者、副总统迪克？切尼宣称：“赤字没什么关系。”两党的政客们当然可以假装赤字没什么关系。

希望国境之外的世界适应美国生活方式的想法也不是什么新主意。然而，自“9？11”以来，美国的要求变得更加执著。在这方面，新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观察非常准确。他认为：“美国未因‘9？11’而变，只是更加自我。”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袭后，华盛顿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涉美国人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种信念表现为布什政府“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与我们为敌”的言论、蔑视联合国以及传统盟国、鄙视国际法，更严重的是走上了预防性战争之路。

布什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土地上自由的存亡日益取决于他人土地上自由的成败。”他实际上是说，作为自由的主要代理人，美国有权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动战争，而这些战争从定义上讲是为自由而发动的。在这个意义上，“长期战争”（核心是某种具体的自由概念）的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