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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华蓥山大起义之时，这个“好人团”的很多成员都保持了中立，有的还成了我们游击队的领导干部。一青还联络了一个叫刘怀钦的进步学生，动员他将自己的《新华日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一大堆禁书拿出来在街上的“梅林茶馆”里办了一个“梅林书报社”，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和青年人。这时候，国民党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四川作为兵粮重地，拉丁派款闹得鸡飞狗跳的。我就和一些当年的老队员一起，到各乡各场搞农会。拿起锄头扁担甚至火药枪到地里守庄稼、抗壮丁，很快就在河东七场的农民中发展了一百多农会会员，抗丁抗粮搞得遍地开花，热闹非凡。渐渐地，我们党派下各地农村工作的同志多了起来，广安、岳池和华蓥山下一带，到处都搞得热火朝天。敌人慌了，就派了罗广文的队伍下来“清剿”。段贡武一见时机到了，就跑去报告，说我们场上有《新华日报》，我和一青都是共产党。正在这时，我收到了竹栖从重庆寄来的信，说是“旧日的朋友有要紧的事情找你，赶快来渝相见”。我一见，知道是党组织要找我了，心中大喜，连忙叫一青先走一步，我交代一下工作，随后就到。

烽火燎原

谁知等我和宁君带着冰华赶到重庆，迎接我的却是披麻带孝的一青，竹栖的遗体都已经装了棺。说是因为当时的工作太累，身体不大好，被一“名医”误用一斤附片加上一斤生姜配药，吃了之后七窍出血，仅仅几天之后，就死在重庆七星岗的市民医院。

那一天，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六月二十三日。

真是晴天霹雳！

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青还守着我。门外起了大风，接着大点大点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我长叹一声说：“一青，你爸临走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一青老半天没开腔，最后才点点头：“只说了一句话。”“他没什么了？”

一青说：“他问我说，你诗伯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听了，心里一阵发颤，停了一下才问：“他还说什么了？”

一青听我这样一问，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才说：“我爸他听说你还没有来，长叹了一口气，说、说、说……”

“说什么？你爸他说什么了？！”

“我爸他长叹一声说：唉！解铃还需……还需系铃人啊……”

一青捂着脸，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诗伯，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我爸自从住进医院，浑身就起了红点子，成天昏迷迷的。医生说他不但皮下出血，连脑血管也破了，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他总是在念着你，喊着你，他想要见你一面，他想要对你说几句话，他、他落不下这口气啊！”……

雨下大了，一阵紧过一阵的风雨吹打着这小小的茅草房，我透过雨水迷离的玻璃窗，看长江边上的灯火，迷蒙的一片。我又记起我和竹栖坐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月色很好，江上的清露雾一样飘飘洒洒，他从舱里拿来一件衣服，为我披在身上。

我突然觉得有些奇怪，竹栖怎么会这样就死了？当年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玉璧的死，可是我心里却是非常明白，玉璧终归是要走这条路的。这好像是自从他回到家乡递给我那张照片之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了；而当他在“三·三一”惨案中受伤回来，我在孤灯下看着他昏迷不醒的样子，自己也就有了这种准备。可对于竹栖，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这种预感？玉璧对于我，是一棵大树，一棵参天的大树，我是他这树上的一支枝丫，或者一片树叶；而竹栖，他却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一盏温暖的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温暖着我，伴着我，同时也以对我的这份情感，温暖着他自己。

可是现在，他死了，这盏灯熄灭了，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么大的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好长，我得带着孩子们，继续往前走。

一青说得对，我是太狠心，命中注定要孤单地走下去。风雨越是大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突然觉得很冷。竹栖的突然去世，使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新华日报》上很快就发了消息，八路军办事处送来了花圈，还拿来了一百块大洋。已经调到《新华日报》工作的陈于彤和几个人，前前后后地忙着筹办丧事。当年我离开之后，竹栖曾奉命到了重庆，做了许多事情，最后是在重庆民生公司做茶房工人的工作。由于他的厚道和勤勉，如今提着礼信前来祭奠他的工人们很多。而老朋友们除了来祭奠竹栖之外，更主要的是来看望和安慰我和孩子们的。人群中，我见到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