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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客气了。您是广东这科亚魁，今科一定高中榜首，他日入值玉堂，清贵第一，我辈却只有羡慕的份了。”

徐隐行商多年，本身知识水平未必高到哪里去，可终究是见多识广又出身豪门，谈吐举止上已经是一派上流社会绅士模样，与范进的交谈自然就投契。而他的见闻广博所知甚多，与其交谈于范进而言，也大有裨益。

按徐隐介绍，虽然举人进京的话，有不少船愿意载他们，可是广东举人参加会试的人并不多。自广东至京城行程既远，路也不算好走，固然搭船可以免费，可是在京里总要开销。京里物价本来就高，一到大比之年，物价就要翻几个跟头，光是需要消耗的盘缠，就是笔惊人数字。

固然有了功名之后大多不穷，但是这种富贵基本都是不动产，于手头资金上其实也很有限。除了范进这种因缘际会诞生的土豪外，大多数所谓财主，都执于把财产换成土地以求保值，这就导致了他们一旦出门，其实手里也没多少钱的。

再者即使有钱，也不代表走起来就容易。水土不服以及强盗等原因，也许人在中途就没了性命。广东在会试时又被分在南皿，需要和浙江江西等科举强省的学子去竞争进士名额。

考虑到两边的教育水平差距，这种竞争基本没什么胜算，沿途舟车劳顿，到了地方又要受罪，既然已经成了举人老爷，何必还要付这个辛苦。为了个虚无缥缈的机会赌上性命，就更觉得不值。是以广东学子大多有了举人身份之后就去做生意，或是安心在家里当乡贤，很少真会去京里赶考。

“强盗？路上强盗很多么？”

“偌大个天下，哪还能没有些强盗，一干吃不上饭的穷鬼流民铤而走险，劫夺商船不说，连客船有时都不能幸免。还有些船本身就是贼船，路上杀害客商劫夺财物的事也是有的。所以这年头搭船，一定要找知根底的，否则很危险。其实不光是水上，陆上一样萑符遍地，听说有的村子亦农亦匪根本分不清楚……”

徐隐经商的年头多，什么事都经历过，便拣了几件听闻的盗贼故事来说，至于他自己倒是没遇到过什么危险。魏国公总领江宁二十六卫，家丁里不乏百战悍卒，这条商船上的护卫武力极强，内中还有几人是得过江宁名侠凤鸣歧指点的，艺业惊人，且备有强弓硬弩，强盗来肯定讨不得便宜，徐隐真正畏惧的，却是官府于沿途设立的税卡。

“这年头做生意不怕匪，只怕官。那些沿途的钞关税卡，才是我们的大敌。朝廷的钞关倒还好对付，有我家爵主金面，总是要讲个体面关照，不至于太过难为。可是那乡间自己立的税卡，却是雁过拔毛，谁的面子都不给，一回生意做下来，光是税金就不知道要交掉多少，这回有范公子坐镇我们就不怕了。”

范进笑道：“我听人说我朝商税三十税一，并不算重啊。”

徐隐摇头道：“话可不是这么说，这三十税一说法本来就是外行。按船料收税，按货收税，收税方法不一，这里面本就有很大出入。货物不同，税又不同，这又是一条。再说张家不管李家事，一个卡子交了税，到了下个卡子还要交。还有的地方除了正税还要交耗羡、辛苦钱、开闸钱、茶水钱，这又是额外开支。这些都不算，就光说这一个接一个的卡子，即便他是三十税一，不知交了几个三十税一，一趟运河转下来，税金几和货物等值，商人还活不活？”

范进心内已明，过去所谓三十税一说，实际是从没经过商也没经过庶务的人望文生意揣测而来。实际上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交的税，等同后世的过路费，一段一收，彼此不相干系。

朝廷钞关虽然只有四个，可是乡下自设的钞关多如牛毛，其收入或是地方的额外收成，有的干脆就是乡村或是豪强的收益。敢设钞关的于官府必有极硬的靠山，自己也多半是致仕大僚，商人是招惹不起他们的，只能乖乖交税。

再加上税卡上胥吏的再次盘剥，商人的负担不言自明，最后要么就是把这部分损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提高售价，要么就干脆不去，导致货物难以流通。

这也是为什么商人商而优则学或是优则仕的重要原因，毕竟比起商贾来，读书人的身份才值钱。一面举人高脚牌在，那些税卡就不敢再来罗唣，光是节省的税费开支就不知多少。

与其说商贾逃避赋税，不如先考虑下赋税的合理性，扪心自问，如果范进是商人，他也会逃避掉这种不合理的盘剥或是就地起价。至于将来……不知道朝廷里那位江陵相公是否有能力和魄力，把这项弊端改正。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