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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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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

关于《礼记》的作者,学界颇有异说。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认为,《礼记》是孔子门徒“七十子”所撰,后人又有损益。他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

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支持陆德明的观点,认为《礼记》作者与孔子密切相关,盖七十二弟子所为。他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之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

也有学者认为,《礼记》是西汉的作品。如魏国张揖在其《上广雅表》中说:“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唐代徐坚则在《初学记》中称:“《礼记》是西汉礼学家后苍所撰。”还有学者认为,《礼记》的基本材料虽出于孔子门徒“七十子”,但经过了汉儒的加工或窜乱。

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沈从文,从周秦两汉墓葬所反映的制度判断《礼记》的年代。他说:“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

近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献,其中《缁衣》一篇与今本《礼记•缁衣》基本相同,此外还有《性自命出》一篇,文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语,与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意思一致,证明沈约“《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的说法大致可信。

更有趣的是,在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一批走私出境的战国楚竹书中,不仅有《缁衣》、《性自命出》篇,而且还有《小戴礼记》中的《孔子闲居》和《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篇。据此可以推断,“通论”各篇当如班固所说,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者”。

二、古人的文明准则

《礼记》二十卷四十九篇,包涵了从孔子到孟、荀各家各派的论著,内容驳杂而丰富,对研究古代社会状况、文物典章制度及法律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不少名篇,都是上可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下而及于修身齐家、民生日用。

如《曲礼》篇,记录了先秦儒家关于各种礼仪制度的言论,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礼教,使人们的言行符合礼教规范。

“曲”指细小的事,“礼”即行为准则。“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

它告诉人们,凡事要保持中间态度:既不能不及,又不能太过。这种态度叫作“中庸”。

做人,保持中庸尤其重要,而且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也是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

内心要庄重矜持,但又不能过分,过分便成了傲慢。欲望可以得到正当的满足,过分则走向放纵。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达到顶点,不能走向极端。这样,才能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站稳脚跟,有所作为。

这种观念体现了儒家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它是积极的、现实的、进取的,同时又是谨慎的、保守的。千百年来,它对塑造中华民族的人格心理起过重要作用,产生过深远影响,是人生修养的重要思想资源。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这种人生态度,事实上它已深入到了人们人格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人们早已习惯于按这种方式来待人接物,习惯于寻找历史的和现实的例证来证明傲慢、纵欲、自满、享乐的有害,以及保持中间状态的成功;也习惯于以此来品评他人,要求他人。这种传统,恐怕难以改变。

再如《月令》篇,记述了四季的政事。“月”即天文,“令”即政事。它按照四季的时令记述政事,并归纳于五行相生之中。四时的变化不仅受制于太阳,还受制于五行。既带有“天人合一”的色彩,又是“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制度化。

如春季“省囹圄,去桎梏,勿肆掠,止狱讼。”夏季“门闾毋闭,关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秋季“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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