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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以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礼仪制度，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如此礼乐制度，正是孔子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

《周礼》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所载之礼，其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几千年来，它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负载着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宗教、艺术、审美心理、民族个性等多种社会因素的文化形态，源远流长，即使对当今社会，其影响也是巨大而深刻的。

一、聚讼千年论《周礼》

关于《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向争议很多，说法最为集中的当是周公旦所著、孔子整理编纂并讲授于弟子。

西汉经学家刘歆力主此说。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文献，发现一部名为《周官》的书，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可惜冬官篇已经亡佚，只好取与其相似的《考工记》补缺。

刘歆十分推崇《周官》，认为《周官》系周公所著，“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他奏请皇上，将《周官》更名为《周礼》，列入学官。

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为《周礼》作注，在《天官&amp；#8226；太宰》中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礼，谓之《周礼》。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进一步夯实了《周礼》为周公旦所著的基础。

然而，后人却提出许多质疑。

一是从文体上分析，认为春秋以前的文字著述都比较简单精练，不可能出现如此洋洋洒洒数万言的长篇巨制；

二是从书中所列的官职分析，多与西周铜器铭文上的官制相抵格；

三是从西周分封侯国的面积分析，许多文献都记载“百里”，而《周礼》却说：“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显然与西周之制不合。

于是出现了下列说法：

首先，战国荀卿编著说。以东汉晚期思想家、今文经学研究家何休为首的质疑者认为：《周礼》是“六国所作之书”，因为《周礼》所述的农业生产条件与战国时代相符，其思想附会儒家关于古代社会的设想；所设计的公国方案，迎合了战国时代各国称霸的需要；书中所述行政制度，与齐国文献《管子》十分相似，如《周礼&amp；#8226；地官》中说：“五家为比，十家为联。”《管子&amp；#8226；立政》中说：“十家为什，五家为伍。”

同时，《周礼》中存在着浓重的儒家思想，如《天官&amp；#8226；大宰》中说：“儒以道得民”；《地官&amp；#8226；大司徒》中说：要“联师儒”，以“六德”、“六艺”教万民；还有明显的法家思想影响，如《秋官》中说：每年正月，要“布刑于邦国都鄙”；有“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

所以，《周礼》的作者，应是近于法家的儒家，即荀卿或其弟子所编著。

其次，西汉刘歆伪书说。首倡此说者是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他们认为《周礼》公诸于世之时正是王莽谋篡之日，《周礼》以冢宰集权，托周公居摄时作，其政权机制洋洋大观，正附合王莽的行事与要求。因此，《周礼》是刘歆为助成王莽篡位而处心积虑编造出来的伪书。

进一步坐实此说者，是清末的康有为。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说：“《周官经》六篇，自西汉前未之见，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

说《周礼》全是刘歆伪著，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南宋经学家陈振孙在《直斋节录解题》中说：“此书（周礼）多古文奇字。”近代学者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中说：“殷周甲骨文、钟鼎文与相证合。”

从陈、顾两人的考证得出结论，《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