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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仪式、礼节大规模地恢复了起来，准备在1916年元旦正式“登极”做皇帝。他把自己讲的“拥护共和政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中国”的诺言一笔勾销，甚至连“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也一脚踢开，公然改称“中华帝国”。

反袁“护法”战争（3）

当袁世凯和他的爪牙们忙着筹备“登极”大典的时候，愤怒的全国军民发出了怒吼，迅速地兴起了反袁护国的浪潮。

数十年来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奋斗不息的孙中山当仁不让地站在了“反袁护国”浪潮的前头。

早在袁世凯指使他的党羽组织“筹安会”搞帝制活动时，孙中山就于1915年夏，委派中华革命党领导成员之一的吕志伊，由日本回云南，秘密运动军队，策划反袁。西南地区的新军阀、原同盟会员唐继尧，在滇军广大官兵坚决反袁怒潮的推动下，秘密地进行着反袁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听从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人的建议，在袁世凯正要“登极”的前夕——1915年12月25日，首先宣布云南独立。反袁护国战争爆发了。“护国军”以唐继尧为都督，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兵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袁世凯。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四川、陕西等省相继响应，纷纷起义，参加护国讨袁。接着，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声讨，宣布袁贼“叛逆罪恶，已不容诛”。护国烈火在全国熊熊燃烧，迅速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也开始分裂。1916年5月下旬，四川的陈宦和湖南的督军荡芗铭先后宣布独立。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下，“护国军”和在孙中山影响下起义的各地反袁军经过艰苦战斗，击败了北洋军。袁世凯这时才感到大事不好，“无可奈何花落去”，在举国群起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1916年6月，独夫民贼袁世凯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便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众叛亲离，又急又气，一命呜呼，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一起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袁世凯死了，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失去了一个走狗。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地盘，划分势力范围，就要进一步扶植新的走狗，于是开始各自扶植一部分军阀充当自己的代理人，中国出现了极端混乱的政治局面，“中华民国”一时被搞得乌七八糟。

起初，美国支持非北洋派出身的黎元洪继任总统，同时由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生前的助手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充当国务总理，继承袁的衣钵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黎、段上台不久，就各以不同的国际势力为背景，争权夺利，上演了“（总统）府、（国务）院之争”。到了1917年春，是否参加世界大战的问题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段希望通过“参战”取得日本更多的实力支持，坚决主张跟随日本向德国宣战，而依靠国会支持的黎元洪以美国为奥援，表示反对。后来，美、英为了排挤亲日势力，支持总统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便在日本政府的支持和策动下，积极反扑。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把被中国人民打倒的清朝皇帝捧上台。这幕复辟丑剧仅上演了12天就草草收场，狡猾的段祺瑞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带兵赶跑张勋，以“再造共和”的元勋自命，再次当了总理，把持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他再次上台后，完全承袭了袁世凯的反动政策，大量出卖国家主权，蛮横地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妄图用武力削平众军阀势力，武力统一中国，建立他的独裁统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战斗不息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又展开了同封建军阀的斗争。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戴季陶由日本乘船启程回国，5月初抵上海。这时，他对国内政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提出当时的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是要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总统、国会、宪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非常重视这些象征，他把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和1913年由各党派选举产生的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标志，认为《临时约法》乃是革命的产物，又是民国的保证，“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则数十年革命事业的成绩，固全被推翻，而将来国家之根本实法，亦无从制定”，这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对于段祺瑞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主张打倒段祺瑞的“伪共和”。　。。

反袁“护法”战争（4）

1917年夏，孙中山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