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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暂时保密，主要是怕造成负面影响。这话虽然只是对班子成员和司机等少数几个人叮嘱的，全体机关干部却立刻都知道了。于是，大家都装聋作哑充瞎子，谁也不说，谁也没有听到、见到过这台新轿车。因此，除了给市、县领导送礼需要出车外，这车从来不敢在县城停留，回政府机关也都是赶在夜里，悄悄地放在车库里。几个月下来，只跑了五千多公里，等于基本上没有动用过。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副县长，啥也不用怕了，当然又有了新的更好的车坐。我是新去的一把手，车又不是我买的，当然不用怕什么负面影响，毫无忌惮地、从从容容地坐它就是了。

我们一行三辆轿车一辆面包车，一大早在县委聚齐后，就出发了。从县城到灌河镇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出了县城往南走去，不到十几公里就进入了山区。首先在红庙乡的地界上沿着一溜山沟走十几公里，然后爬上分水岭——山峦间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往南是长江流域，往北则是淮河流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红庙与灌河两个乡镇的交界处。这一天，春寒乍暖，天气晴朗。不仅我这个新官上任，心中自然惬意，就连送我上任的县纪委书记吕士敬、县委办公室的几个同志以及其他几位新调入灌河的弟兄们也都显得特别愉快。上了分水岭，由于没有女同志，我们就都站在路边上，人人掏出家伙痛痛快快的洒了一泡尿，县委办副主任贾同喜说：“老弟啊，大家这一尿，可都是肥了你的领地，你得扎扎实实地感谢我们。”我也打着哈哈说，“你们尿了，我自然承情，但我自己这一泡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司机细心，把书记的这句话记了下来，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从县里回来，除非内急得不得了，一般总要到了这里才方便方便。

站在分水岭上，朝东南一望，山峦起伏，重重叠叠，那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山区土地，就是灌河镇了。到这里当一把手，好像有点命中注定一样。算起来，我已经两进灌河了。想当年，我在高中读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学生们根本没把上课当成一回事，整天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还要经常性持久性地批判资产阶级。有一种学军活动叫“拉练”，大家背着背包，扛着红缨枪，有时腰里还别着两个木头手榴弹，当时的自我感觉是挺威武雄壮的样子，多年以后，想一想有点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每次拉练大家都按照营、连、排、班的军队建制，在学校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呼着口号，踩着鼓点，出了学校，跑上两天，借此锻炼革命小将们的革命意志。正是因为有这种形势，我才有缘第一次到了灌河。当时是秋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营拉练，全校师生雄纠纠、气昂昂地从学校所在地发集镇出发，一路向东南，沿山摸岭到了灌河。跑到那里以后，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学生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山的后边还是山。从那以后，学校再也没有带领学生去过其他乡镇（公社）。第二次进灌河是我刚调入县委办公室没几天，县委书记为了搞到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一次大型的调研活动，由县委办公室牵头，抽了政研室、农经委等几组笔杆子，在全县选山、岗、平三种乡镇，搞“关于农村服务体系的现状和对策”的调查，我和政研室主任张立、县委办老同志孙成志三个人到灌河调查，一住下就搞了九天。后来也曾经下乡过，至多住一个晚上，从来都没有突破过这个纪录。由此可见，我与这个灌河确实有缘：从全体同学“背着枪”占领这里，又到我们“掂着笔”评说这里，最终由我来统治这方水土，运用高等数学进行概率分析，就是一件既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的事件。我站在分水岭上，心里竟然有了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慨。

小车进到政府院，有人放了一挂相当长的鞭炮。在清脆的响声和剌鼻的硝烟中，弥漫着一种迎娶新媳妇的味道。院子里和前楼的二楼上站满了人，显见是欢迎，也许是新鲜。党政办公室主任王世贵、通讯员小马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忙不迭地接住东西，一直到了后边大楼的一楼东头——我的卧室。据说，这是一般机关里不成文的规矩，一把手总是安排在左边上首位置。事实上，真正懂得风水的人说，要是一个四合院的话，单位的正头头应该位于西北角，因为这里是所谓“八卦”的“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大，为主事的当家人。西安武则天墓叫乾陵，就是因为位于西京城的西北方向。所以范城县的历任县委书记习惯上都是住在县委大院的西北角，到了镇里，竟是这么个讲究，叫我觉得可笑。不过前任都是这样的，并且副县长都当上了，显然没有什么妨碍。好在后边这个院子也就这么一栋通体三层